北京教育督导与评价中心主任赵学勤说，中小学校增值评价不仅涉及包括中高考在内的学业发展情况，还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发展、身体健康等多个维度。但任何一项科学的研究，都必须基于大量可靠的数据，而恰恰是数据缺乏，让增值评价研究举步维艰。

　　很少有学校去积累完整的数据，现有的中高考出入口对比数据也很难拿到。“我们想要数据，先要打报告，得到批复后，才能联系区县去要，要到的还常常不全。”赵学勤说，“感觉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影响。”

　　评价在教育发展中之所以居于核心地位，在于评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和奖惩。近年来，英美的教育评价标准都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强化评价结果对各学校的问责和奖惩。学生在现有基础上能获得积极发展是增值评价体系对好学校评价的主要标准。在增值评价体系下，很多教师更愿意到那些学生基础更低的学校任教，因为可以实现增值的空间更大，相应获得的认可和收入也更高。

　　现实中，北京的好学校和普通校的待遇差异也是巨大的。到名校工作，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有老师们很看重的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像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教师流失已经屡见不鲜。去年，有7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今年，又有5名教师从地大附中离岗。除3人退休外，还有两位教师申请调离，去向都是名气更大的学校。

　　“走的都是教学骨干，”王玉萍说，“我跟老师面谈，老师对我说，您总得给我一个留下的理由啊。”

　　地大附中高三班主任刘晶刚刚送走了一届高三。全班29个学生参加高考，27个考上了本科。这个班的生源都是全区11000名之后，能考上本科意味着他们至少要前进3000名。

　　刘晶说：“没人关注我们这些努力，学期总结会上，教委也只统计各校600分以上的人数，我感觉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

　　毕业

　　今年中考，这个男孩以年级前10名的成绩顺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毕业后，他跟王庆红比在学校的时候更亲近。

　　这个暑假，有一天上午，临出门的时候，儿子对李玉梅说了一句话：“妈，我房间里那面墙太难看了，帮我刷了吧。”

　　“我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李玉梅说，“儿子，回来了！”

　　【采访手记】

　　适合孩子的学校 才是好学校

　　在中国教育报当记者时间长了，来咨询学校情况的朋友就多了。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比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常常让我为难。学校的情况，我或许知道得多一些，但孩子是什么样，来问的朋友常常忘了说。这种感觉就像托媒人给找对象，只说您给介绍一个好的。什么是好的？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还牵涉到动辄百万元的家庭购房计划，就更不好回答了。

　　北京家长比较孩子的成绩，有“分子分母”之说。如果孩子在班上成绩拔尖，那就是“分子”；如果成绩不出众，则是“分母”。“分子比分母”就是升学率。

　　在与地大附中王玉萍校长的闲聊中，学校去年转学来的这个特别的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意识到，这是聚光灯外沉默的“分母”中的一员，是被状元热转移了的公众注意力极少关注的一个巨大群体中的一员。

　　如果说“分子”意味着成功，那这些“分母”就是代价。大多数“分母”的家长是不愿意诉说的。然而转学前后，儿子身上鲜明的变化，让李玉梅有了不吐不快的愿望。在我承诺保护孩子隐私、不透露孩子姓名班级的前提下，李玉梅接受了我的采访。

　　通过前后3次采访，我慢慢勾勒出了这个教师家庭为了能让孩子上好学校而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其实，李玉梅还给我讲了身边另外两个孩子类似的经历。其中一个孩子由于在分校成绩突出，获得了到总校跨校游学的机会，却因为不适应总校的教育而在高考中名落孙山。

　　每年，北京都有很多家长努力付出，就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学校。在我的身边，有把郊区的3居室卖了，在城区名校旁边买一个已建成30年的一居室的；有给孩子报了5个以上课外辅导班的；还有带着孩子经常参加各种比赛的……很少有家长意识到，也许这些努力正在伤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