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儿子在新学校就出名了。课间休息，他拎走了班里洗抹布的塑料桶，装满水，躲在三楼走廊尽头的窗户后面，照着楼下经过的两个女老师就倒了下去。

　　学校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被冷水淋了一头的两个老师气坏了，冲到楼上找初三年级组长，初三年级组长又挨班查，很快就查到了这个“肇事者”。

　　班主任王庆红就这么体会到了这个孩子的特殊。“那天，我赶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被几个老师严肃批评了。”王庆红说，“他好像被自己的行为给吓坏了，站在那里你说什么他都说好。”

　　“我就想不能一下子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还是要往回拽一拽。”王庆红对男孩说，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是唯一一个。但学校有规范，这样大家才能在一起学习。

　　“我能感觉到当时他有一点诧异，从那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有了一点信任。”王庆红说。

　　然而，没过多久，新状况接踵而至。那天班里上物理课，王庆红习惯性地去班级巡视，却意外看见了震惊的一幕。“那孩子，1米8的大个，脸涨得通红，双手攥着拳头，盯着老师，想说话又说不出来的样子。”

　　“我赶紧冲进去把他领出来。”王庆红说，“等他情绪平息下来后一问，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但他在课上遇到困难就会突然发脾气，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回。”

　　王庆红增加了对这个孩子的关注，经常找他聊天，有时候一天会聊几次。

　　“我感觉这个孩子还是有责任心的。”王庆红说，“他刚来的时候，右手有伤，班级值日，我安排他擦黑板。他一只手洗抹布，每节课后都把黑板擦得很干净。”

　　王庆红在班里专门表扬了这件事。“那孩子特别高兴，从那以后，他每节课看自己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注意力更集中了。”

　　“做作业是这个孩子的痛点。在原来的学校，初二各科作业他都落下了很多，听他妈妈说，每一科都有二十多次作业没做。”

　　“前两个月，这孩子不能写字。后来，他开始写作业，只要写了，能认得出来，我就表扬他。各科老师只要提到他有什么最近做得不错，我就转达给他妈妈。”王庆红说，“我跟他妈妈说，你要表现得稍微夸张点儿。”

　　“像这个男孩这样有些特殊的孩子，班里还有几个。隔一两周，年级组都要把这几个学生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总一次。由年级组长主持，各科老师把了解的这几个孩子情况都说一说。一般大家听了以后，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王庆红说。

　　初三上学期末，快过元旦的时候，男孩给每科老师都送了卡片和巧克力。给王庆红，额外多了一瓶干果。“那时候，他看你的眼神已经很亲昵了，我能看出来，里面有信任，有服气，也有感激。”王庆红说。

　　之后又有一次聊天，王庆红假装跟他了解班级里的情况。“他跟我说，没有，老师，我们班绝对没有！”王庆红说，“你听这话，他都会维护同学了。”

　　增值

　　差不多半年之后，儿子背书包出门的姿势都变了。“他真的是挺着胸出门，变得更愿意上学了。”李玉梅说，“有一次他生病，从医院看完出来就要往学校赶，生怕耽误了上课。”

　　“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你现在让我选，我会看老师是否认真负责，是否有爱心和耐心，是否讲究教育方法，是否对学生有鼓励，是否能帮学生建立信心。”李玉梅说。

　　4年前，海淀区和英国开展教育督导合作，邀请英国皇家督学按英国学校督导标准对海淀区的两所中小学进行督导。地大附中也是接受督导的学校之一。

　　英国督学在地大附中待了3天。通过检查校园、听课、与老师学生面对面交谈、查阅各种原始记录，英国督学发现，在过去8年时间里，进入地大附中的学生，经过3年的学习，学业整体排名在全区至少上升2485名，并且基本没有出现学生学业退步的情况，此外包括学习习惯、品行操守等综合素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

　　最终，英国督学给地大附中的评定是学校整体“好”，学生发展“优秀”。

　　“英国使用的是增值评价标准，按这种标准地大附中是一所很好的学校。”王玉萍说，“但在中国，大家忙着追状元，地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家长们看不见。”

　　事实上，10年前，教育部已经提出提倡对各级教育开展增值评价。北京市在个别区县也开展了学校增值评价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