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露天矿闭坑，采矿业转入地下。1985年，白银恢复建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展开以有色金属、化工、能源等为重点的大规模开发，促进白银产业结构多元化，三冶炼达到鼎盛。

　　三冶炼逢年过节都发米面粮油，常有奖金，福利比市上好得多。白银公司人的归属感也强。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从不屑于省城兰州的名号。

　　生于斯长于斯的厂矿二代，甚至剥离了父辈们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他们大多不会说家乡话，也不说兰州话，只用普通话交流。天南海北的词和某些特定的口音被融入其中，用着用着就为所有人共享，化为特殊的白银公司版普通腔。

　　祖籍的最大意义，是更轻易获得外界的消息和物资。职工俱乐部旁边就是邮局，发电报很容易。无论什么样的外部信息，白银公司都比市里知道得快、流传得广。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亲属人脉在南方的职工，常能倒腾来最新奇的玩意儿。烫卷发，高领毛衣、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潮流，也都是白银公司的人在引领。

　　白银公司内部有一套封闭式的循环系统。职工看病没人去市人民医院（现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去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有子弟学校，白银市的人想进来都得托关系、走后门，厂矿子弟没人想过去市里的学校。

　　对于工人们来说，不管是机械厂、氟化盐、动力厂……都是“我们白银公司的”，坐下就能一块儿喝酒。剩下的，则是“他们白银市上的”。市上很多人来自甘肃其他地县，在白银公司人的眼中，就是乡下人。

　　“气质上就看得出来，（白银）跟其他甘肃地县市区都不一样。”燕离说。他六七岁时就在妈妈教书的学校见过苹果电脑，黑屏幕，绿色字，可以玩算数学题打飞艇的游戏。工厂里也有电脑室，机房里铺地毯，绒线里嵌着铜丝，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但只有晚上放节目。

　　熟人社会

　　城市小，生活有种传统宗族社会的感觉，人和人绕几个圈都能找到联系。比如程婷婷妈妈的老师是小姨夫的老师，也是她的老师，上小学程婷婷都是步行，十分钟就到。一路上都是白银公司的房子，同届学生上学时间一致，楼上楼下的小孩儿都一起走，路经谁家就在楼下喊一声，一来一串儿人。

　　串门是特别自然的事。小孩子们四处跑，哪天家里大人倒班不在，就去别人家吃饭。在晚饭时间，住平房的好多人家连门都不关，有人就站在门口吃，你家吃的我分一口，我家吃的拨你一筷子。

　　大人们也四处串门，男人们下象棋，女人们打毛衣，工厂里的八卦总是传得特别快。也有人在家看电视，晚上八点多推门吼一声，孩子们便四散开来，乖乖回家睡觉。

　　1989年，白银市成为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省第二大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在凌晨排放，黄色青色的“硫酸烟”笼罩城市上空，冬日里的口罩是居家必备。离工厂近的地方，“酸烟”落到树上，树叶迅速干枯。

　　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翻涌。1992年8月27日，甘肃省首批股份制企业试点单位——白银铜城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白银饭店被私人承包，年轻人们在周末和夜晚来到这里跳舞，“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成了孤独的人。”

　　白银公司动荡的90年代来了。

　　属于金属的城市遇到资源危机，铜矿资源大幅减少，企业效益下滑。在时间的荒野里，人和城市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起伏翻转就在瞬息间。白银市志记载，20世纪90年代后，职工下岗、社会失业率上升。至1995年，城镇人口和无业人员不断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

　　厂矿人心涣散。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进了厂区大门，你准会看到在路边堆着，随便就放的铅、锌；但到了90年代后期，厂区门外就有人收矿，夹带一铁皮饭盒的铜，出门就能换三四十块钱，还有毛驴车从矿山的另一边绕过去，厂子内外的人勾结，大批量倒卖。

　　柏油马路替代了八十年代的土路，却越发尘土飞扬。旱冰场盛极一时，燕离和小伙伴们穿着铁质的老式旱冰鞋游荡在路上，看小城一天天躁动起来。市里单位的工资逐渐超越白银公司，燕离所在的公司一中，职工都闹着要从白银公司分出去划归市里。市里不接收，拖了好几年。医院也是一样。

　　老国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观不再稳定。有人选择了主动跳脱，甚至有一部分人回到原籍，还有一些亲缘关系在外地的，就去投靠了那一支脉。更多的一二代建设者们不适地抗拒着，对生意人的态度在看不起与羡慕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