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开采遮不住戈壁滩最初的荒凉。燕离小时候去同学家听故事，人家的奶奶来自北京，说当年到了兰州，再往白银走，越走越荒凉，心也越来越凉，到了某一个点，终于彻底崩溃，嚎啕大哭。

　　那时候，不管什么人来到白银，首先发放的劳保用具就是口罩。郝家川总共十几棵树，目力所及之处，都是灰色的石头山。气候干燥，常刮风沙，风卷着地上的石子，打在脸上生疼。喝水也困难，要用汽车去黄河里拉水。

　　包括白银公司总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住在窑洞样式的平房里。每天早上起来，床上、被上都是一层灰。稀有的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唯一的小楼房是白银市第一招待所，给前来援建的苏联专家住。建厂房的工人们用砖砌两个柱子，中间用土坯码起来，就是一座小平房。

　　苦中作乐，沙窝里搭个大席棚，放电影，是工人们难得的娱乐。白银饭店自建成日起便跳舞成风，周六周日，工人干部，苏联专家，晚饭后一起忘情舞蹈，直至子夜。

　　工作服除了黑色就是蓝色，人手一套，加上口罩，分辨男女只能看头发长短。重工业企业男性比例远大于女性，人们为白银发明了一句顺口溜：“风吹石头跑，荒山不长草，男的多女的少，对象不好找。”

　　为平衡男女比例，轻工业逐步入驻。1965年，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青岛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内迁部分设备和职工，建立了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

　　张家奶奶时年32岁，在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当女工。单位打出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旗，可工人们知道西北苦，都不愿意去。领导劝张家奶奶：“战士最听党的话。”又许诺她，内迁后子女就不用去插队。最终，张家奶奶卖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二层小木楼，和丈夫一起携带5个子女，举家内迁。

　　小女儿不懂苦，对迁来后的日子留存着愉快的记忆：跟在收麦子的车后面捡麦穗，回家爆“爆米花”，或是捡煤核、从旁边的木器厂偷偷扒树皮回来烧。回忆起当年的母亲，她却红了眼眶：“太苦了，工作服一年只发一套，全是补丁。”每个月定量供给的粮食大多是麦子，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家里偷偷拿出一部分换些大米，一个月吃一顿。

　　1966年3月，邓小平来白银视察时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就成为了一种白银精神。”

　　当年的厂房。

　　移民

　　程建1975年从插队中被招工至白银公司三冶炼。当学徒工的三年里，每月只挣27元钱。撞上喜欢大搞生产运动的年代，他干劲倒是足。每年1月1号被称为“起步日”，他和同事们都要全体加班加点，炼出当年的第一批钢。

　　厂里单身的小年轻们结伴去针织厂、棉纺厂看姑娘。上海来的姑娘洋气又骄傲，穿着红裙子走在路上，让土生土长的小伙子们心都跟着裙摆跑。但也就是看看而已，要说娶媳妇，大多数白银公司的年轻人，还是中意本厂的姑娘。

　　那时候每个厂每个车间，都有一个传说中最漂亮的姑娘。程建看上的就是同车间的“花儿”。他们有时候在一起干活，说说话，以工作之名互相帮助。帮着帮着，就在一起了。婚后，公司分了套一室一厅的小平房。几年后，女儿程婷婷降生。

　　程婷婷的妈妈是标准的“厂矿二代”。她1958年出生于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记事起就住在永丰街。那一片连带附近的几条街都是白银公司的地盘，

　　白银公司俱乐部售票处。八十年代，俱乐部是职工们看电影和举办演出、比赛的好地方。

　　程婷婷的姥爷是从抗美援朝战场来的第一批铜城开拓者，妈妈又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老大，因而妈妈下乡不到半年就被招工，又回了白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