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里决定为四人专门开设俄语课。但当时能教英语的教师都极度稀缺，更不用说是其他语种。这时，杨敬年再次站出来说，自己当系主任时自学过，可以一试。

　　孟宪刚怀疑这位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教授，未必教得了俄语。

　　第一次上课，杨敬年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语法资料，并坚持用原著讲课。

　　“非常受用。”孟宪刚说，两年课程结束后，自己在人大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九十多分的外语成绩，超过许多俄语专业的学生。

　　高校讲台，杨敬年一站就是16年。直至1994年，86岁高龄的他才宣布，因身体原因不再授课。

　　16年来，杨敬年每节课都提前到教室，下课铃响起后，也要多讲两分钟才走。

　　“先生总是穿着灰蓝的中山装或者黑色西服，声音也特别洪亮，比谁都精神。”邹玲忘不了80多岁的杨敬年站在讲台上时，那种痴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感染力。

　　笔耕不辍

　　百岁自认远未年迈

　　回归正常教学后，杨敬年家里时常有学生登门。不管在做什么，只要学生来请教，他一定放下手中的事，优先帮学生解决难题。“杨教授有求必应，从来不会拒绝。”不少学生描述。

　　他还主动给学生们写信问候，并复印自创的保健操，送给体质不太好的学生。

　　与学生交流之余，杨敬年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日常花销80%以上用于买书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送书给学生则成为退休后的新风气。这些年，光邹玲一人，就收到他108本赠书。

　　90岁时，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撰写了两年的《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联系他，直播，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

　　这对于研究经济多年、又有着专业英语水平的杨敬年来说，并非难事。只是90岁高龄，需要多久译完，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杨敬年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

　　在精准又严苛的时间表下，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该译本在4年内，重印8次，发行5万本。一本经济学专业的书籍成了受人欢迎的畅销书。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91岁的杨敬年决定买一台电脑，用途只在于两点——写邮件和看新闻。

　　杨华的印象里，有了电脑后，爷爷不再给学生写信，而是坐在电脑前码字，每周定期给国外学生发电子邮件，从不间断。

　　有人登门拜访，谈论起国家大事，他也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大半个钟头，不少都是从新闻网页上浏览到的信息。

　　自传《期颐述怀》中，杨敬年还专门写了一节如何安度晚年的文章。在他看来，自己远没有到“年迈”的时候。而晚年是人生的绝妙时光，工作与学习并不因年岁的增长而停止。

　　2013年患肺炎后，杨敬年身体每况愈下，但仍要求保姆每天早晚为他读一小时书，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大多时候，他喜欢听唐诗宋词，每听一次，便跟着背诵出来。名人传记和四书五经，他也会跟着一起念。

　　百岁之前，杨敬年每年应学校邀请，会在新生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每次内容都不尽相同。

　　今年，他原本答应了在南开新生入学仪式上，做一段简短的开学演讲。

　　9月4日，和杨华说笑着“过两天就能出院”的杨敬年，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随后陷入昏迷状态，再未醒来。这一天，距南开新生入学，不到一周。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