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刘子阳在第一期家业长青的班上听方太集团创始人，宁波家业长青学院院长茅理翔说“口袋论”——“就是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一个口袋的人具有相同的利益，可以一起经营。”

　　刘子阳和姐姐至此已变成了两个口袋。“分家”常被认为是家族财产的积累性差，导致“富不过三代”。

　　刘子阳很快面对两亿多销售额的瓶颈，“瓜分了66%市场后，销售额再也做不上去了。”到2007年，他搬离老厂所在的新浦镇，到30公里远的慈溪市中心租了写字楼专做创意家电的电商。在此过程中，他重新和姐姐成为上下游的关系，类似渠道商和供应商，互相扶持。

　　将入不惑的刘子阳有一双儿女，面对着江河日下的制造业和前途未卜的电商，他希望孩子未来能懂一些金融和资本运作，逃离传统制造业。

　　家业长青创始人：淡化家族制，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刘子阳毕业那年，抱着拳拳之心投入市场，年近花甲的茅理翔则跪在老母亲面前，老母亲哭着骂他是不孝子孙，富了便忘了亲兄弟。

　　茅理翔的四弟原是一个小厂的厂长，厂子倒闭后想进方太集团的管理层。茅理翔身为公司董事长，儿子茅忠群是公司总经理，满足弟弟的要求似乎不难，但他没有同意。

　　此前，茅理翔就已提出，家族企业的管理要淡化家族制，方太集团高层干部不准有自己的亲戚或者家属成员。当时，他要为儿子茅忠群接班绸缪，也为企业发展着想。

　　然而，这套理论跟老母亲是讲不通的。

　　茅理翔跪了10分钟，这一跪，成了茅氏家族企业传承与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6年，66岁茅理翔创办家业长青学院，几乎免费给企业的二代进行培训。

　　同年，他从方太的管理层退出，由儿子接棒，他则自豪宣布“大胆交、彻底交、放心交”，消除外界对他可能“垂帘听政”的疑虑。

　　老先生初见生人时喜欢跟人握一握手。尽管视力衰退得厉害，他由两位助理引导还是跟记者握上了手。76岁的他还是很忙，坚持每个工作日去公司，给交接班的企业做辅导咨询，同时收集案例供后来者研究。每周和儿女吃一顿饭，谈论工作；周末陪孙子下一场棋，教他博弈。

　　他也因为退休后办校讲课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遇到过痛苦的“创一代”，子女有的不争气不能接班，有的叛逆独立不想接班。他也遇到过郁闷的二代，有个二代从天津开着奔驰车去北京接他，见面聊了几句便说，“我爸爸像你这么开明开放就好了。”

　　还有个45岁的二代，进企业五年了，说“父亲什么都不教我，也不肯放权。”

　　茅理翔跑去问二代的父亲，“你为什么不交权？”

　　他说，“王永庆到89岁才交权，我才73岁，还是小弟弟呢。”

　　而两代人之间相处多数情况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架，吵架就离家。

　　在茅理翔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诞生了上千万家的家族企业。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世界经验来看，第一代到第二代成功传承的比例只有30%，如果以每年200万家消亡为周期的话，结果令人忧心。”

　　于是他开始总结传承中所面临的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成堆”、“元老阻力”、“兄弟纷争”、“父子分歧”、“宏观危机”等十多个。他也有意在这些传承问题前加上“中国特色”四字，中国家族企业的特点是“创业初期很团结很有活力，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排斥人才，往往情份第一，制度规则放旁边。”“所以我提出了三治模式，以法治为主，德治和情治为辅，比如党建文化、儒家文化、传统情感三者相辅相成。”

　　2009年5月，杭州发生富二代“70码”飙车事件。一时，许多二代们向茅理翔倾诉迷茫，有些二代留学回国后本来雄心勃勃继承家业，回国后却发现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将富二代说成“坏二代”、“败二代”，甚至仇富蔓延，内心顿生犹豫挣扎。

　　2010年9月天津达沃斯分论坛，茅理翔做演讲，“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改变人家的想法，首先要改变自己的做法，把自己‘’富’的帽子先摘掉，带上一个‘创’的帽子。”很快，这股风首先吹到慈溪庵东镇上，2010年的尾声出现了全国第一个镇级创二代联谊会，主要由家业长青班06级第一期学员们联合当地的部分企二代一同组织成立。接着是2011年6月16日慈溪市工商联牵头成立市创二代联谊会，到2013年1月20日，浙江省新生代联谊会也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