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慈溪市一家电商企业工作的曲阳波蓄着浅浅的胡须，似乎有意与同龄人区分开来，1992年出生的他开保时捷macan（印度语：老虎），自认“比其他二代低调，2.0的（排量）也省油。”

　　至于什么是富二代，他有更具体的认知：“起码要开个超跑吧。”

　　他说，父亲开的轴承厂“已经做到了天花板”，不会考虑接班。父亲默认他的这一想法，想让他“去外面吃吃苦头，不要像钢珠一样陷入轴承小小的内外圈里。”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安曾表示，全国超过85%的企业属于广义家族企业，而在浙江，这个数据还要略高。

　　以慈溪为例，先前“创一代”们靠轴承、家电、汽配等行业逐渐打开民营经济的局面，家族企业比例几乎接近九成。

　　然而，传统手工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不断面临转型或死亡的挑战。之后十年，伴随产业转型的阵痛，60后的“创一代”们还不得不面对一场代际的“塔尖交棒”。

　　家业长青学院创始人、宁波方太前董事长茅理翔在澎湃新闻（香港开奖直播）的采访中提及，“现在全国大约有500万家企业，已经到了传承的关键时间节点，中国55岁以上的一代五年到十年一定要完成家族的交接。”

　　根据2016年1月发布的浙江大学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二代的接班意愿仅有43%。

　　在澎湃新闻（香港开奖直播）走访的慈溪市创二代群体中，有些人不愿意接班，只是想做更擅长的事情，或是逃离传统制造业；有些人沿着父辈的路径对企业进行提升；有些对企业资源使用进行了重置和转移；有些将原有竞争力不强、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收缩，重点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轴承“厂二代”：没兴趣接班小厂，会顾家族体面

　　曲阳波从小学到中学一路念当地的贵族学校，一学期学费两万；很早名下就有几套房产；车子也可以随时换，“实习时开的还是宝马”。

　　但自始至终，眼见父亲的老厂从他中学时一百多号人锐减到现在的20多人，密集型劳动力被成熟的流水线所代替，他对接班这个规模不大的轴承厂没有兴趣。

　　他和父亲之间像有某种默契：父亲支持他自己赚钱捣鼓些新玩意儿，也不忘提醒，生意场上人心诡诈，要经营好朋友圈子；他自己也觉得，创业哪怕败了，也不会被人指责“败家”。

　　2011年，曲阳波考入浙江工商大学念市场营销专业。他不忌谈自己大学时失败的创业经历：

　　大二找人做海外代购赚了些小钱，但利润不断被压缩，逐渐放弃；

　　大三暑假，去做房产销售，每天的业绩考核压力很大，在杭州一家超市门口摆摊带人去看房，以带去看房的“人头”结算收入，但烈日当空，询者寥寥。为了达到考核要求，他贴钱讨好骑三轮车的大爷，或者是容易受小恩小惠诱惑的大妈。整整两个月，他在惴惴不安，焦虑不定的状况下度过，每天都担心找不到人看房。开学后，他开了杭州下沙（大学城）闲置物品转让的微博账号，从物品转让和人群撮合中抽成。但很快，阿里巴巴的“闲鱼”上线，曲阳波被大佬的生意抢去饭碗。

　　大四那年，他说服其他四个朋友做一个同城旅游的手机app，但他渐渐发现这完全是幻想状态下的产物。自己的想法和工程师呈现的功能几乎南辕北辙，他即使跑断腿，连在杭州下沙的旅行社业务都跑不完。他说，“我自己按了快进，也是自己叫了停。”

　　因为不间断的创业挤占课业时间，他差点被退学。当然，他最终没有告诉父母关于收到学校退学警告的事情。就像父亲从不跟他交流轴承厂每年能赚多少钱。

　　2015年，也就是大学毕业前夕，他问父母要了11万投资股票，打包票稳赚不赔的他，在股灾中亏损了三分之二，因此“再也不想看股票账户”。

　　他知道，要靠自己赚钱还是需要脚踏实地找份工作。

　　唯一需要顾及的，可能是家族的体面。他记得毕业后去面试麦德龙超市的干部储备岗位，已经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但在母亲陪同去医院开健康证明的路上，母亲突然说，“感觉儿子在超市做，不太体面，我们也不缺你赚这份钱。”

　　后来一次喝茶中，通过母亲的朋友说起现在他供职的这家公司。他入职后欣喜发现，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倔强着不肯接班的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