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争议，更重要的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刘长秋表示，根据他的调查研究，目前国内也有不少夫妻在经济能力承受的范围内选择到允许代孕的国家去代孕。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泰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法代孕收费更低，印度低到3万美元左右，而到代母手中的报酬只有约十分之一。

　　刘长秋表示，就实际情况来说，国内有关方面查处代孕的依据有但不够充分。刘长秋所指的依据，就是《国务院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行政许可方面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但是，刘长秋指出，该规定只是国务院规定，并且只约束规范的医院和医生，连中介甚至都管不了。

　　“不过，我算是比较保守的。”刘长秋坦言目前在学界像他这么彻底坚决反对代孕的学者属于少数派，他建议，抓紧出台更完备的法律对代孕等相关现象进行规范，同时，刘长秋呼吁通过宣传转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

　　医学伦理专家：如确有生育难题，代孕是唯一出路

　　相较于刘长秋，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副会长樊明胜教授对代孕则持更加宽容的态度，他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等几家著名妇幼医院担任伦理委员会委员，他认为“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代孕现象就比较复杂。法律要以伦理为基础，才能达成共识。”

　　在樊明胜看来，对于代孕，应该区别情况加以对待。

　　如果是纯粹的商业操作，为了多生孩子甚至生男孩，应该坚决予以反对。但是，如果是医学的需要，夫妻确实遭遇到了生育难题，譬如妻子一方有子宫等方面的疾病，没有生育能力，但又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代孕实际上是解决他们能够生育的唯一的一条路，“我认为如果说没有生育能力就不生，这是不符合伦理学的。”

　　樊明胜进一步指出，不孕夫妻也有想当父亲母亲的权利，我们如果从人道、人性、情感的角度多考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樊明胜建议，可以首选制定一个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规则，包括谁能接受代孕，到哪里去找代孕，代孕产子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如何收费等。

　　“像之前广东有老板希望多生而通过代孕一次生了八个孩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生二胎遇到困难了想代孕也是不可以被允许的。”樊明胜直言，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因为夫妻想多生几个孩子而代孕，代孕应该是因为完全生不出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樊明胜最后指出，如果未来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他建议不要规定得太详细，大的原则确定，守住底线就可以，“我们要考虑每一个人的幸福”。

　　【案例】国内首例代孕引发纠纷案：养母获得有亡夫血缘的双胞胎监护权

　　“我儿子和我先生几乎就是一模一样，走路样子、说话腔调甚至是胃口，都一样。”今年40岁的陈女士对记者感慨道，这位答应记者讲述其代孕亲身经历的漂亮母亲刚带着儿女从外地避暑回沪。她同时也是一则新闻报道的主人公：2016年6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了全国首例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将一对通过代孕产下的双胞胎兄妹的监护权判归陈女士所有。

　　从事幼教工作的陈女士有过两段婚姻，并且在第一段婚姻就查出了不孕，她先是得知自己的子宫天生偏小，子宫内膜偏薄。祸不单行，她此后又被查出输卵管畸形，不得不在上海某医院选择接受手术，更不幸的是，手术后她又遭遇了严重感染。“痛，可以忍，但是那种要昏厥的感觉非常难受。”陈女士感言，那段黯淡的日子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妻子来说不堪回首，最终，陈女士的第一段婚姻因为不能生孩子而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