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共有约50万名工作人员。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随着30年来最严的计生政策画上句号，百万计生队伍也在分流。

　　此前，一个村的计生工作通常由一个专职主任和一个查访员来完成，放开二孩后，多数村只剩下一个专职主任来处理日常工作。而张辰此前供职十余年的计生办里，今年春节后陆续分流了一半人，剩下的都是妇女，杜丽丽留下来做了计生办主任。

　　7月15日午后，计生办里有六七个工位空着，只有杜丽丽忙忙碌碌，“有些女职工跑去生二胎了，我一个人就有些忙不过来，原来批二胎证，现在批三胎证。”36岁的她指着办公室门前的小面包车说，“我19岁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天去村里抓超生，车轱辘都快磨平了，现在，车就摊着。”

　　但在与张辰工作乡镇相邻的开发区计生办主任向华看来，可以让生二胎，计生工作矛盾只是稍减轻一些，“农村里有人觉得，政策放松就是生育得到解放了。（计生）难的还是社会抚养费征收。”

　　村计生干部徐良燕自认为把村里摸的熟，但多数时候，她还是找不到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张辰把这归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剧，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也有人从外地移民至此逃避计生。流动人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配合管理，但各省各地管理上不一致。

　　但考核计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决制”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向华说，“以前是达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别比啊，现在不再提这种问题。靠个别数字来评判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学的。现在国家都不是只讲GDP了，一个数字哪能代表一个地方的工作成绩？”

　　“起码阶段性高压计生的时代过去了。”陈染说，他是张辰刚参加计生工作时的计生办主任，分流后现在担任乡镇信访办主任。与张辰一样被分流出来的其他七个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区（乡镇中某几个村组成的社区）干部，据说今年主要工作是“精准扶贫”。

　　过去，如果生养独生子女，在村里还要上台戴小红花。但很快，没有人愿意看到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孩子还是要生，小红花便对人失去了精神鼓舞。

　　“随着农村人外出打工，养育孩子的成本变高，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多生多养到优生优育，中国差不多花了三十年时间。”杜丽丽说。

　　“很多人可能以为，现在生育率低了，计划生育服务是不是不要了，应该说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计划服务，让人们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比如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么办？我想要孩子怎么办？从以前的计划生育转变成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应该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为中心。”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去年7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

　　事实上，杜丽丽的工作早已不止是控制人口，还有抓出生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等，“乡镇的其他重点工作大家也都得出力”。而村计生干部徐良燕，现在除了计生之外还管大大小小的村中事务。

　　在杜丽丽看来，现在的计生工作跟过去相比，更强调服务属性，“原先这个二孩要审批，批证。现在不叫生育证了，叫生育服务手册，怀孕了及时上报，孕期还可以去妇保院参加孕期保健。国家免费提供叶酸给孕妇，在孕前4至6个月就开始服用，防止胎儿神经畸形。妇女生产后，我们要发放信息卡给她，还需要通知她们服务事项和具体时间。”

　　前几天，张辰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一篇阅读超过10万次的文章，关于节育环对妇女的坑害。他忍不住与人辩论了避孕节育和阶段性人口控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我现在特别反对人们用现在的形势来评判以前的工作。原来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并不是错的，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张辰反复向澎湃新闻表达这一想法。

　　张辰曾在学校担任过广播站站长，在他看来，计生政策的调整就像广播调音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调声音或者调灯，一下子变大，一下子打亮，都是很不当的操作。你想机器正运行，咯噔一下子没声音了不好，应该让它逐渐变小变没。”

　　“已经放开了，但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他带着期待，望了望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