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从1987年开始做计生，那时计划生育抓得最紧。妻子就常常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得罪人又捞不着好的活？”杜丽丽也在入行前被父母嘱咐，“你小女孩的，不能使劲地对人家。”

　　200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被称为计生执法的一个转折点，明确规定“七不准、八严禁”，从而规范基层计生的执法手段。同年，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并入泰山医学院。

　　“按照条文，工作简直一条都干不动”，张辰的同事们常陷入矛盾，不许强制，就得软硬兼施做思想工作。

　　“刚工作时，跟老百姓打交道多，工作压力大。”张辰回忆，有次和同事一起上村民家里征收社会抚养费，被村民乱石相向；起早贪黑更是家常便饭，“平常的时间哪能找到人呢？”他苦笑说。

　　有次他骑摩托车去村里，经过一条小河，看着也不深，但当时下雨，水势就变大了。车顺着水流的方向调转了90度，越陷越深，车的排气筒就被淹了，没法发动了。退潮了之后变速箱进水，发动机出来的油全变白了。他眼巴巴在河里等了好久，才遇到人帮他一起把车推出去。但找人帮忙，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计生的。

　　到了2004年，张辰所在的县争创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那年，他眼见下辖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当了几十年计生干部，拿着每月三百多块钱工资，在与村民的调解过程中累到晕厥。

　　“不是检查就是备查”

　　让张辰最头疼的还是频繁的上级检查。

　　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是指违反计生规定的乡镇、县失去评优资格，领导干部没有提拔机会。在张辰看来，该制度“本意是促进领导重视这个工作，但发展到后来，有的乡镇为了排名靠前，穷尽一切手段。”

　　张辰说，查访员会填一个本子叫查访本，2004年改称访视本，2010年又变成访查本，“访”放在前是为了体现由检查变成服务，但记录的内容不变，还是所辖的育龄妇女的经情和孕情：“我比较早包的一个村，有370个孕妇，（要求）一个人一天去每个妇女那问一趟这个（经情和孕情）”。

　　此外，张辰所供职的乡镇上，16岁至49岁的适孕妇女接近一万多人，完成一次进站查体需要两个月，刚上班时一年上级检查两次，花上四个月到半年。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有个场景，村干部对49岁的村妇说，现在条件好了，49岁还能生，得经常来查。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为了凑人数，有时计生干部不得不让高龄产妇频繁查体。

　　妇女进站检查需要按指纹，乡镇的指纹录入率高，说明进站率高，得分就高。但应对检查的方式很简单，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指纹录入，系统不会查重。

　　在杜丽丽看来，张辰工作比较较真，跟学习严谨的统计有关。“他为人比较实在，一旦在报表中发现些问题会较真，有次领导近乎恳求他通融，‘能不能给我留点脸？"

　　问张辰如何面对自己亲戚的说情，他笑着想了想说，“如果亲戚违法超生了，顶多罚钱时多宽限他两天准备钱。”

　　但他工作中有时也会陷入操作上的尴尬，“比如市计生委接到一个举报，当地某人涉嫌违法怀孕。给你20天时间落实。落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证明他有，或者证明没有，当时下通知还有句话，到期不能落实，按有对待，就类似疑罪从有。”

　　“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如今，张辰所在乡镇仍然面对上级检查的压力，但检查很快从计生转向了其他“重点工作”：禁烧秸秆、低保实地调查、残疾人网上平台录入等——“全面二孩”后不再需要那么多计生干部。

　　全国计生干部队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