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跟两位男性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十分不解地说：“现在女性还觉得不平等吗？很多地方比如上海，不是都快变成母系社会了吗？女性在发达地区不是家庭地位都很高吗？为什么你们还在说不平等呢？”

　　很多人对性别平等都有一个自己制定的衡量标准，比如，有的人认为，女性能走出家庭独立工作了，就是女性取得了成功；有的人认为，女性已经获得了选举权，就代表已经平等了；有的人认为，很多家庭中男人的工资卡都交给老婆了，女人掌握了家中的经济大权，当然是女人胜利了。但很多女性会认为，atv，自己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看孩子，负担加重了；一夫一妻的制度下绝大多数孩子随父姓啊仍然是男权社会的延续。这些“自定义”的“平等”或“不平等”的标准反映了各个不同的群体对于这个概念的衡量差异，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就像很多城里人觉得，随便街上一个卖鸡蛋饼或修自行车的乡下大爷大娘都比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白领赚的钱多，所以农村人比城里人过得好，但事实上，且不说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就算是一个比城市人有钱的农村人，在教育、医疗、信息获取方面也仍然受到资源不平衡的限制。所以，如果按照单一、自定义的、想当然的标准去比较，实际上是对公平的扼杀。

　　同样的，一涉及性别的问题，社会常常会采取僵化的双重衡量标准，也就是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美国在1987年做了一项关于全职丈夫的研究，当中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拥有全职太太的男性在每天下班回来时看到整洁的房间、亲吻熟睡的孩子时，会感到自己拥有一个幸福健全的家庭，而拥有全职丈夫的女性在下班回到家中时会感到愧疚，反思自己是否为家庭做出了足够的贡献、给了孩子足够的陪伴。这就是人们长久以来对于性别分工的想象导致的结果。

　　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全职男性的薪水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基本支出，这是社会经济的现实问题，也是很多女性必须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规范要求全职女性同时还要兼顾家务和照顾孩子，男性通常并没有这种烦恼，事实上这是通过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女性在求职过程中也会遇到较多限制，比如“适龄未婚或未育女性”会受到歧视，而这种歧视因为司空见惯，人们谈到这个问题时甚至连非理智的愤怒也没有了，完全是表示理解和逆来顺受的态度。事实上，很多观念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之后，根深蒂固的观念形成了某些具象的仪式，在人们不断重复这些仪式之后，又进一步强化了观念，到最后就觉得理所应当了，想要改变现状的人则会被视为“不正常”。

　　“双重标准”的确立导致某一性别在一些方面背负巨大压力来换得在另外一些方面的特权，比如男性承受着赚钱养家的重压从而认为自己可以在家里颐指气使，女性觉得自己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可以成为在工作上不努力和在经济上依赖丈夫的一个合理的理由。但重点在于，他们都没有给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便简单地认为男性是社会属性的而女性是家庭属性。男性在工作的同时不应该同时承担家务、与孩子亲近吗？女性为何要任劳任怨包揽家庭事务而放弃发展自己的事业、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呢？固守所谓的“传统”给予你的性别定位，渐渐地你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成为“传统”绑架现代人的帮凶。

　　中国的女性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获得平等权益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性在初期一直是被动地“被解放”着。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实践者康有为、梁启超曾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女性。梁启超在《论女学》中表示：“女子二万万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这种观点认为女性不求上进，不为社会创造价值，完全要靠男人供养，所以地位才低，并将女性家务劳动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视为零。梁启超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强调女子上学和工作的重要性，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一种本末倒置、匪夷所思的解释方法。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严重缺乏，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铁姑娘”们被当作先进典型，这也不是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而是女性在特定的时代，再一次接受了社会安排给她们的新定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经济社会需求的变化，中国女性长期以来被动地实现了受教育权和就业权，而社会观念却并未改变，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流行着高学历女生不好嫁人、女博士是“第三种性别”、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