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法院认为，黄锡斌和铁路承运部门约定的货物价值，“不可能是铁路承运部门真实意思的表示”，铁路承运部门发现被骗后就立即报案，黄锡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已构成犯罪。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二审判决书。

　　申诉十年无果，称“认罪非主动交代”

　　对于两次判决书中对他的指控，黄锡斌向澎湃新闻记者作出了解释。

　　针对自己开假发票的行为，黄锡斌予以承认。但在他看来，这是迫不得已的举动。

　　“我去索赔时，铁路运输方要求提供原始发票来证明实际价值。但其实这些货，我并没有发票。”黄锡斌质疑说，如果是托运诸如古董等根本就没有发票的东西，该怎么索赔？

　　同时，黄锡斌提出，为什么保价时铁路方面并没有要求提供发票来算实际价值，但货物丢了后才要发票？在这种情况下，黄锡斌在老家南通启东托人做了假发票，提供给了运输方，后被警方查出。

　　澎湃新闻记者从黄锡斌货物所经货运中转站北京丰台站出示的一张《货运事故查复书》看到，丰台站提出，请大同站联系黄锡斌索取货物的购货发票。另据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大同站工作人员刘全成向警方表示，货物丢失后，他们“要求黄锡斌提供原始发票和复印件，黄锡斌都提供了”。

　　对于一审判决书中“明知铁路零担运输、容易发生货物短少或灭失”的说法，黄锡斌更是无法认同。

　　“在托运出这批货时，我怎么可能事先知道这批货会丢呢？”黄锡斌说，如果铁路运输真的很容易丢，“那还搞什么保价运输？想赔死自己吗？”

　　对于“用破旧纸箱装货”，黄锡斌称这无法成为他有主观诈骗的理由。“我要去寄货，难道负责打包确认货物、送上运输车的还是我吗？这不应该是铁路运输部门的职责吗？”

　　他认为，货物顺利到达是正常情况，发生损坏和丢失才应该是极其个别的现象。所以，关于他“故意偷偷少放货物骗取高额保价费”等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少放货却多给运费，我有必要这样去下赌注吗？”黄锡斌说。

　　至于自己曾向公安部门供述有骗取赔偿主观的说法，黄锡斌称自己并非主动交代。于是，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黄锡斌主动投案，但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说法。

　　2006年，因狱中表现较好，获一年减刑的黄锡斌提前出狱。此后，他又曾多次找到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等部门，均无下文。

　　黄锡斌表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平反自己的案子奔走，入狱前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子女上学等问题也都受到了一定困扰。

　　一名关键办案人员发声，力挺翻案

　　就在黄锡斌几乎绝望的时候，该案有望迎来意外转机。

　　近日，了解案情的南京市铁路运输检察院人士金宇炫（化名）对澎湃新闻表示，他力挺黄锡斌翻案，“这个案子，一开始就错了”。经澎湃新闻证实，金宇炫是该案的关键办案人员之一。

　　金宇炫介绍称，当时，黄锡斌多次丢货物后，铁路运输部门开始怀疑，并向当时的南京西站派出所反映情况。后来，公安查出黄锡斌的假发票，认定其涉嫌诈骗。

　　此后，黄锡斌案被移交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金宇炫说，当时检察院有人提出，假发票本身并不能证明其犯罪。“黄锡斌的货物被运丢了是事实，并非其虚构，铁路运输部门赔偿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必须证明货物不是铁路运丢了，而是黄锡斌在运输途中将货物偷走，才能认定黄锡斌是诈骗。

　　在金宇炫看来，假发票正是本案的焦点，“据我了解，保价运输并没有‘东西丢了后必须拿出原始发票’的规定，而且，有很多东西不可能有原始发票，所以运输部门向黄锡斌索要发票是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