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

　　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

　　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

　　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

　　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

　　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