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

　　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哎哟哎哟’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

　　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

　　“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

　　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

　　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

　　“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

　　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

　　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

　　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

　　“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

　　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

　　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