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在最近的8年里，李大君跟踪和调研过百余起建筑农民工讨薪、工伤索赔等案子。夜宿过工地、露宿过街头、去过工伤农民工的老家、为了见上老板一面整夜守候；有过被相关职能部门踢来踢去“当皮球”的经历，还遭遇过涉事工地的雇黑报复。但更多的时候，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

　　“不知会用多少时间，我想为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做点事情。”他说。

　　李大君跟老何初次见面，是在一个由鸡圈改建的工棚里。

　　当时，他刚来北京不久，在北大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搞项目，常去北五环外一些建筑工地做探访。有天晚上，李大君匆匆忙忙地赶末班车去，路过一间工棚。工棚的门板缝隙很大，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瞧里边坐了俩人，是他没见过的两个工人。李大君推门进去，认识了老何兄弟俩。

　　那一阵儿，李大君结识了很多像老何这样，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遭遇让他震惊，也触碰到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009年，李大君和伙伴们注册成立了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进城务工群体中“劳动权益最难保障、生活条件最为艰苦、文化生活最为匮乏的建筑农民工”。

　　后来，他干脆把家也安在了北五环外的打工者聚集区。跟人合租一个小院，算上厕所一共5间平房。李大君住的屋十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不见阳光，冬天烧蜂窝煤取暖，每月租金200块。

　　连同行都说他：你与这些服务对象吃住在一起，多痛苦。

　　“没有呵。”李大君笑嘻嘻地说。“吃完晚饭，串串门，聊聊天，我觉得挺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觉得跟老何他们交往，让他整个人更接地气，对社会更有敏感度。

　　李大君是个80后，生于1981年，大学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后，他曾在一个贫困的彝族小村子待了3年，还在昆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过3个月的工。但来北京工作后，跑工地、见工人，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感觉。“虽然从不偷懒，但也没激情。”直到有一天碰着一件事，刺痛了他，人像是被激活了。

　　那是在一个高档楼盘工地，57岁的农民工老潘，在连续35天，每天不低于11个小时的高强度劳作后，猝死在工地地下室的宿舍里。

　　一起干活的工友告诉李大君他们，老潘是干杂工的。分给他一块大石头，用四个拳头大的铁锤，一点点砸碎。一天必须砸完，不然这天就没工钱。“到了下午，他说心口疼得厉害，但硬是撑到把一天的活儿做完。回来难受得没吃饭，就直接去床上躺着。因为没钱看病，想着睡一觉也许就好了。”

　　深入探访后，李大君看到了工人们的生活现状：不削皮的土豆，用清水一煮就是午饭，连基本的热水都没有。糟糕的宿舍环境里，只有36伏低压电，也没办法烧水。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工人吃、喝、洗、涮都得用冷水。

　　“工人干了活，却拿不到工钱。老板用自制的饭票代替工资发给工人，工人拿着老板发给的饭票，去老板娘开的食堂买饭，去老板娘开的小卖部里买烟、买酒。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出市面价格一倍。”

　　“病危的老潘，能用饭票去工地外的医院看病吗？打工出来时，从家里带了200元钱，买火车票花去一百多，到他死时，身上只剩下一块五毛钱。”

　　“我就想起了我爸，想起了1994年，我们家那个惨淡的春节。”

　　李大君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小时候，父亲就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腊月，村里一起去北京打工的人，见工钱不好要，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那时欠薪已经出现，但讨薪还不知找哪个部门。“老板愣说自己没钱，拿不到工钱的工人，在最后离开工地时，把能顺走的东西都顺走，以此做补偿并化解内心的愤恨。”

　　但父亲迟迟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