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要认清楚，发达国家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发达国家共同的基本制度的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制度。因此，政府不能靠卖土地获得收入，而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征收房地产税的具体安排，是按照地方人民的意愿选举的地方议会自主决定的。

　　相比之下，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农村集体的农用土地，必须在国有化之后，由政府在市场上出售），地方政府靠卖土地的租期和出租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土地都有租期，买来的都是租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讨论房地产税，有两个基本问题要综合考虑，第一，征税的法理和居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过低，即税过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atv直播，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一定是与整套制度配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整体的改革，没有整体的减税，单独提出多向人们征收一个税种，进一步增加人民的税负，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

　　资源配置离不开制度问题

　　经济观察报：结合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探索方向在哪里？

　　许成钢：经济学最老的传统是亚当·斯密时代，亚当·斯密的时代叫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economy，非常着重讨论人类社会的制度，当时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的辩论，多数着重的是制度问题。但是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国家里，市场制度和市场经济大发展，趋于成熟。与此相应，产生出新的经济学，今天我们叫它叫做古典经济学，其重点离开了制度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实际上资源配置原本是离不开制度的，但是当这个概念出现了以后，重点就集中到了市场上。在十九世纪末"经济学"（即economics）产生之后，更着重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的前提是一定要想各种办法，让事情变得简单，从方法论上，从老的政治经济学过渡到新的经济学领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为了能够定量地讨论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受当时分析手段的限制，把制度因素在假设中去掉了。但实际上，你发现大量的资源配置问题，是制度在起作用，比如政府。因此，这样假定没有制度因素干扰的经济学，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同时，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即便在理解发达经济时，制度也一直是重要的。例如，科斯在18世纪30年代提出的"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的边界"这样的问题，离开了制度是无法讨论的。于是，在最近的二十几年，讨论制度的这部分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人们把它叫做政治经济学。为了和老的politicaleconomy分开，今天人们经常用的是politicaleconomics，中文仍然翻译成政治经济学，但是英文词是有区分的。

　　经济观察报：有创新思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哪些观点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关注？

　　许成钢：在经济学里，中国的学者在国际间获得最显然承认的，可能首先是理论经济计量学的学者。理论经济计量学研究的是实证研究里的方法论，它最终是为了能够在做实证工作时提供方法论上的帮助。这方面，中国有若干学者在国际间得到很高的承认，比如老一代的邹至庄教授等，还有应用计量经济学家，比如刘遵义教授等。我们这一代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白聚山教授，耶鲁大学的陈晓红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方汉明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洪翰教授等。讨论到和制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从纯方法论上，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中国也有若干在国际间受到很好的承认的有影响的学者，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上海财大的田国强院长等。

　　中国的学者在新的政治经济学比较弱，但是在讨论制度方面并不弱。钱颖一教授做的，关于制度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同，而且他所做的探讨是以中国为主，但不限于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魏尚进教授、林毅夫教授和老一代的张五常教授等，都有在经济学界影响力很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