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简单的归纳，林毅夫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产业政策来识别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张维迎认为，出于贪婪和无知，产业政策往往起到负面作用。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过于宽泛，把专利保护、税收、竞业禁止都纳入了产业政策的范围，甚至把产业政策等同于政府作用。实际上，制定并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劳动、合同、乃至产权的保护，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应该不遗余力的去做的。这既不是产业政策的范围，也不是经济学家会反对的。实际上，张林二位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用诸如审批、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atv，去定向的扭曲要素价格，扶持某一类行业、新技术发展。

　　学者VS公知？

　　在旁观了此次争论后，很多人认为，林的观点与叙述，都显得更加专业。相比之下，张维迎的观点与叙述，都了无新意，过于常识，甚至像社交媒体上的"公知"，并进而产生轻视。

　　的确张维迎更多的是在谈论常识，显得不那么学术，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常识重复无数遍。而且，微妙的是，张林二人的观点决定其话语的对象、受众，而支持者的类型，反过来决定了他们论述的话语形式的不同。

　　林的观点，支持一个相对更大的政府，直接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扩权与增加预算，呼唤出产业政策在量上的扩张，其支持者是相应的预算部门。既然受众层次如此，林的话语自然更接近直接制定产业所需。产业政策是必然的，有着牢固利益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全面取消。而张倾向于一个产业政策上的小政府。他的呼吁，试图唤起的是企业家、民众，只有大规模的讨论，形成普遍的响应，社会观念对产业政策质疑、反思，形成普遍的共识之后，才有可能影响到决策，进而改变中国今后的产业政策，倒逼出不管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更审慎、更科学的产业政策。有了这一层分析，就不难理解张像公知，而林更加专业。

　　实际上，正是"公知化"的辩论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后续讨论与舆论热议，如果仅仅是晦涩的学术争论，恐怕就仅仅限于书斋与庙堂。

　　政策领域的公共呼吁，从来都是重要而必要的。"白猫黑猫"、"部长决定了，还要处长说了算？""投资不过山海关"，这都是不是严谨的政策论述语言，但其呼吁的效果不言而喻。所以，张所持有的"更激进的市场观念的观点与叙述方式"，可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

　　产业政策VS市场经济？

　　在林毅夫的理论体系的事实基础，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功。

　　张五常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功源于县域竞争，这是中国做对的事。县域竞争，更精确的说，是县域官员政绩竞争。这种政绩竞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导致的却是各地激烈的大跃进、大炼钢、放卫星。

　　产业政策也同样如此。本质上，大炼钢铁是一种进口替代类的产业政策。发展钢铁产业是对的，有着明确的技术前景，不过，缺乏市场机制来承接产业政策，缺乏公民权利来恪守底线，在当时市场与公民权利极弱的中国，这个产业政策并未导致中国钢铁产业的大发展，反而导致了极其荒谬且悲惨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大跃进、还是农业学大寨吗，本质上，都是产业政策。没有市场的产业政策是极其可怕的。

　　其实，在一个正常国家，市场中的企业家、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会自动的聚集为政治上的特定的产业政策游说。比如，前不久出狱的传奇人物牟其中，他罐头换飞机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市场获得经济自由之后，自发的一种出口导向的行为。甚至连中国加入WTO也有市场机制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其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市场中用权力调配资源、市场化运作、招商引资，政治竞争才能被转化为经济发展。所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真正做对的是，把政治竞争放在了市场的基础之上。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更多的是市场替代产业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产业政策本身的结果。即便要强调产业政策的成功，在任何场景下也应该同时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过去三十年的成功，除了市场起到基础性作用之外，还有特殊的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VS后三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极速增长，过去30年经济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模式"的概念被热炒。30年的极速发展已经让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拐点的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