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中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要。从全要素增长理论审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大发展，不难发现其大背景是承接国外的技术转移，FDI流入、世界工厂、实质上都是技术转移的具体表现形式。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发展所需。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结构主义的"过"和"华盛顿共识"之"不及"皆在于此，也可解释非洲和东欧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抱怨。

　　中国过去和当下政府的强大主导处于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这种经济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长期来看，总体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损失在试错中的效率转化成了发展速度。撇开意识形态不谈，"不争论"的经济合理性也来源于此。在这个历史阶段，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些特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甚至低人权就成为了经济发展在承接技术转移阶段的优势。这一点也得到企业家认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过去30年，政府"因势利导"的"势"，从最宏观的层面上指的是相对清晰的、明确的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而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的是未知的、技术创新中各种不明确的"势"。首先，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经济差距、工资差距都会缩小，技术转移的收益就会变小，技术转移对经济的拉动就会变小。这个时候源于创新的经济驱动就变得非常重要。如何面对创新、产业方向选择中的不确定性就变的非常重要。然而，这恰好是过去三十年成功的"中国模式"所不擅长的。这是因为地区竞争机制是基于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而企业家创新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预期。

　　有为政府VS良治政府？

　　林毅夫提倡的是有为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助推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行为对于产业发展所做出的技术选择，瞄准的是技术前沿。当一个经济体与外界的技术差距越小，面对的技术不确定就越高。应对这一变化的，首先就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技术改变带来的生产力、社会组织生产形式的变化，产业升级中所要求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则要求的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学术自由。对政府的廉洁、透明、高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过，现实并不乐观。

　　以新能源车为例，新能源车是未来一个可能的方向，但审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不难发现诸多尴尬之处。在最近曝出的丑闻中，补贴电动汽车的300亿预算中，有100亿涉及骗补。掌管补贴的官员真的傻到如此程度吗？当然不是，这其中必然存在官商勾结，合谋骗取补贴。

　　而对比看网约车政策。最近美国最高法的判决基本上从公民权利的角度确定了Uber未来的前景，使之可以确保稳定的经营预期，从而加大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领域的投入。某些时候对网约车政策的更开放原则考虑的不只是租车这一个行业。

　　还有一些项目，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甄别而不是市场甄别，是政府强制而不是市场协商所造成——并不能如林毅夫教授所设想的那样解决外部性，反而强制、无偿转移外部性，最终积累风险、造成无效投资。

　　张林二人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这是一件好事。不过，相对而言，这场争论是抽象而"无害"的。如果前述的产业争论不能出现在大众面前，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缺乏一个科学、透明的决策基础。

　　显然，这些现象，反映的正是一国产业政策效率所依赖的真实的外部环境。

　　林毅夫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但是，面对新的技术、经济阶段，开奖，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历史中积累的经验无法面临新的形势，况且这历史才仅仅30年，刻舟求剑的把30年的经验变为理论，进而指导以后30年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诸多问题。所以，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并不能为中国在后几十年产业政策的效率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