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的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应该都有潜力快速追赶，因此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会下降。所以，当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下降的时候，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增速下降，只要不是战争，百分之百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更确切。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能力追赶发达国家，都是因为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中国的增长速度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制度带来的，相关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的财政收入，其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是近20年时间积累的结果。现在全体个人所得收入占GDP的比例只略高于1/3，世界罕见。相比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俄国都是50%以上。

　　减税是解决内需不足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很疲弱。对中国来说，你觉得增长动力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许成钢：从基本面上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决定性原因是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不解决，增速是没有可能恢复起来的。怎么解决？减税是核心。中国之所以个人总收入占GDP比例这么低，因为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国家降低财政收入，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现实中有什么措施能够实现呢？

　　许成钢：这直接关系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当面对大量困难的时候，把财政收入降下来，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间不能支持财政开支，会不会出问题？

　　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历史上开创产业革命的国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条件之一就是保护产权、减税。但当时英国在与法国打仗，如何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他们是通过在市场上大规模发国债来解决的，包括内债和外债。发国债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为什么法国不能通过发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在对内、对外大规模举债方面的信用。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在市场上卖债券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当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的时候，人们愿意买。在这个条件下，可以用大规模发内债、外债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本身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压缩行政机构，降低行政开支。这里包括国企和各级政府，作为改革的目标，必须有意识地压缩政府，让政府小，压缩的不仅仅是行政的部分，还包括国企。中国的债务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债。所谓的地方政府债，实际上多数是以国企的名义，变相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很危险。危险的原因在于它是以土地抵押从银行里借钱。例如，当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出问题，地价下降意味着抵押资产价值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不仅仅这些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高，银行自己的杠杆率也在增高。如果地方政府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撑，就不这么危险，但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借来的债，就很危险。

　　经济观察报：2016年民间投资下滑明显，为什么现在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所以民间不敢投资，怎么扭转这种趋势？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面对的困难，最基本原因就是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如果滥投资将造成资不抵债，是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市场内需不足，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方面，当政府用刺激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时，民企很难参与其中，结果就变成了国企更发展，而软预算约束的国企发展靠借债，而这个债往往要变成坏债，这就是很多年人们讲的"国进民退"的趋势。

　　单独征收房产税不是好事

　　经济观察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房地产税是地方税的主要来源，你怎么看中国最近的房产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