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际上，曾求学于自由市场理论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从上世纪80年代回国之时，就看到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巨大鸿沟，并表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9.8%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对于发展成果背后的中国经验，两位学者的观点却有明显的分歧。

　　“中国过去30年的伟大成就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由于有这四化，中国的企业家，最早的乡镇企业，后来的官员下海，后来的海归企业家，现在的80后90后，还有外国的企业家才能利用中国的后发优势发展起来。”张维迎说道。

　　对此，林毅夫却并不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成功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产权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跟国际经济结合，这自由化的部分，但是不是可以把中国改革转型的成功简单归结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因为在1990年代的时候，其他跟我们处于同样一个转型阶段的国家，他们在这四化上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们经济是停滞的。”

　　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应更多归因于市场还是政府作用上，林张二人在此前的争论中也有涉及。2014年，林毅夫还著文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atv，但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

　　在林毅夫看来，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所以，不能因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地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林毅夫说。

　　理论之树常新，对中国经验的认识恐怕也不会止于这次辩论。然而，也正如在此次辩论中林毅夫说到的那样，讲理论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是逻辑自洽的理论也不见得能消除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瓶颈限制，只有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好世界的理论，才是需要去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