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的结果。

　　林毅夫指出，每个国家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来帮已经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交通基础设施不行，电力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琐碎导致的交易成本太高问题。如果中国有企业家要去发展航天产业，要是没有张维迎批评的国家补贴，大概不会进入的，因为进去肯定是亏本的。

　　不过，在张维迎看来，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更是发现比较优势的天才。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买单。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位置不可改变，其他都在变化。

　　张维迎认为，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什么国家战略。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得到收益最大化。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

　　张维迎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而在1990年代前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外资企业来到中国干什么，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是需要开放，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比较优势战略。

　　●争外之和：既要市场 又要政府

　　对于外界贴的“政府派”、“市场派”的标签，恐怕林毅夫和张维迎都不愿意接受，毕竟他们都从未否定过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

　　对于一些误解，林毅夫甚至直呼“我觉得我好冤枉”，他还笑称：“我在网上看到的很多的话说是我讲的，我自己都不相信。”

　　在三个多小时的演讲和辩论中，林毅夫多次提到在一些观点上，他和张维迎是一致的。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说，我一讲政府，就认为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不对的。其他理论他认为重要的，我也认为重要，从我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林毅夫说。

　　而主张废除一切产业政策的张维迎也为产业政策划下了一道界限。他指出，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atv，统一的公司所得税等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制度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由此观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作用并不在张维迎的反对之列。

　　张维迎说道：“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

　　实际上，林毅夫也并没有反对过企业家的作用。他说：“我在因势利导的框架里面也非常重视企业家的精神，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

　　而在承认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林毅夫认为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具备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和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两个前提。例如，需要由政府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外部性问题以及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尽管林毅夫强调政府的作用，但在他提出的“两轨六步法”的产业政策甄别方式中，也只有与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需要政府选择的，而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是帮他解决他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不是说讲产业政策就是政府主导，我其实都是讲因势利导，也就是帮助企业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林毅夫说。

　　●争和再议：谁的理论更具“中国经验”？

　　尽管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在过去21年中的4次争辩也从未让对方信服，然而，他们却共同表达了“不照搬西方理论”的观点，而且他们都意图表明，自己的理论是基于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

　　“你老觉得我在脱离于中国，你告诉我哪一方面脱离于中国的？”张维迎辩称，“我从1980年代提出的都是为了中国，不能因为一个理论你不喜欢就说它是脱离中国，我认为我的所有理论都是根深蒂固地来自于中国。”

　　对于林毅夫秉持的比较优势理论，张维迎直言，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距很大，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像我们陕西、陕南、陕北完全不一样。

　　不仅如此，张维迎还反问林毅夫：“你讲日本、韩国，你研究那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你为什么不提供些中国产业政策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