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深圳、青岛等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一种由创新范式转型驱动和市场力量主导的适应性调整。这不仅会引起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逐步演变，而且能够改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

　　随着深圳、青岛等地大力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将跃升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势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好大学”的分布地图或许将被重绘。

　　9月30日，深圳市委常委会议通过该市首份推动高等教育全面发展文件，界定“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的前进路径，并称要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这份文件明确深圳未来10年要建成高校20所左右，彼时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无独有偶，东部沿海的另一座经济强市青岛也在高歌猛进地引进优质高校，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引进高等教育机构不少于30所。在深圳、青岛之外，苏州、杭州、成都等经济强市也纷纷与优质高校积极“联谊”，以兴办容纳更多人的分校区。

　　而另一边，全国高等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却在该市“十三五”教育规划中明确，要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支持城区内的高校搬到邻近郊区或其它省份。

　　在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城市竞赛中，首都北京是赛道上遥遥领先的“一超”，而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则是跑在前列的“多强”，青岛、深圳等许多城市跑在中后段。现在，北京放慢了速度，其他的城市在凶猛加速，赛道的竞争名次会发生变化吗？

　　多名教育专家给出肯定意见，一批城市很有希望成为在新世纪崛起的高等教育“新势力”。这个城市名单包括深圳、青岛、杭州、苏州、合肥、成都等经济强市。这些城市的人才需求、财政实力和体制环境提供高校发展的基础。但专家们同时也表示，要促使“中国好大学”真正落地，仍需顶层设计更高层次的改革放权。

　　高校“拥堵”北京城？

　　对待高等教育出现“疏导”和“引进”的反差，事实上并不意外。

　　在拥有高等教育资源之丰富之优质，中国内地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具备“叫板”北京的实力。坐拥首都和老牌超大城市的优势，北京城拥有本科院校66所，集结了26所211工程院校（其中9所是985工程院校）。随着人口急剧流入和城镇化发展，北京逐渐面临拥挤的焦虑。而顶层设计应对北京“拥堵”的策略是京津冀协同战略，要“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在北京的“十三五”教育规划中，高校们也被划定了“控制规模”的发展红线。该规划称，北京市将不再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学校不再新增占地面积，而城六区高等教育不再校内扩建。同时，支持在京中央高校和市属高校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郊区或河北、天津转移疏解。另外，北京市将减少教育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压缩市属高校京外招生人数。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是一名经济学者，同时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改革。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北京向外疏解高等教育资源其实是一种调配资源的行政手段，直接原因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在规模被限制的情况下，北京的各类高校要发展，只能往外扩大规模，比如兴办分校、联合办学。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但对中国内地而言，高等教育强市和经济强市、人口大市并不完全重合。从全球权威的一流大学评价标准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最新排名情况看，中国内地的教育格局是“一超”、“多强”、“一堆小”的局面。中国内地高校在 ESI 排名前100强中，北京有16所高校，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进入前十强，稳坐“一超”的龙头地位；其后的上海、南京均有9所，武汉、西安、广州均有6所，算得上“多强”；另外，青岛、长沙、重庆有4所，但青岛高校有3所在70名开外。而需要强调的是，atv，这仅仅是中国内地的100强排名。从全球来看，中国内地ESI 排名在45名开外的高校，世界排名已经在1000名以外。

　　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宗晓华分析，北京鼓励高校外迁的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教育资源优势所造成的人口“拥挤效应”，背后反映问题的实质是，包括高等教育资源在内的优质公共资源高度集中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之间的严重失衡。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一超”、“多强”的局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950年代，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是集中使用以提高效率，重点发展某些大城市。前述的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广州，也均是当时覆盖东、中、西部的重点城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工业基地，虽然未有优质高校扎堆在某座城市，但这一地区的优质高校也不少，比如当前在全国数座城市“攻城略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兴，则高校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