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改革个人所得税。这么多年来，我们更多在提高起征点做文章，个人所得税几乎变成了工薪税，调节居民收入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完善税收制度，就是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不仅要考虑抚养指数，而且要与养老联系起来。

　　第六，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我一直主张开征房地产税，把一些涉地税收例如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与房产税合并起来，把土地出让金从一征70年改成按年计征，一年一征，同时还要清理各项收费。开征房地产税不应该增加老百姓(73.300, -0.09, -0.12%)自住房的税收负担。要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分配级差地租，让全体居民共享城市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红利。城市近郊与城市远郊、城镇与农村土地收入应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否则，城市近郊土地涨几十倍，十几平方米土地就能换几套房子，远郊什么时候能做到？边远地区永远做不到。

　　第七，加快资源税改革。现在的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成从价计征，但赶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比如石油从110美元跌到40美元，一吨煤炭不如一吨沙子值钱，从价计征也成问题，资源税改革需要综合研究。

　　第八，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环境税叫了这么多年，谁污染谁付费，但目前还停留在口头上，需要加快推出环境保护税。

　　另外，完善税收制度，还需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

　　《21世纪》：财税体系怎样影响资源要素配置，减少地方保护？

　　尹中卿：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增值税是按地域收税，改起来比较难。搬到唐山要把部分税基留给北京，这是行政手段，要素自由流动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今后逐渐不用产品税、流转税，而是改变成直接税、财产税、所得税，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唐山就是唐山人，就要在唐山交税。

　　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应进一步明确划分

　　《21世纪》：很多地方抱怨，1994年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之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成为地方发展面临的很大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从制度上怎么解决？

　　尹中卿：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个设计在当时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在家庭联产承包和企业改革之后，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下降更多，导致各级政府财政比较困难，中央财政更加困难，有的年份不到年底就没钱了。

　　现在看来，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达到了，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占比过高。现在需要回过头降低财政收入比重，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降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提高地方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前提下，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另外，除了划分财权之外，还要着手划分支出责任，使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1994年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划分，或者说收入划分，但是没有顾得上解决事权划分，或者说是支出责任划分，哪些该中央管，哪些该地方省市县乡管。这就导致财权和事权混乱，事权与支出责任不适应。很多该地方政府管的中央管了，教师工资不是这样吗，有些该中央管的却没有管，比如转业军人都是分给地方。

　　目前有一个倾向，认为这么大的国家中央应该多集中一点，让地方找中央要钱比反过来容易。但要适当，集中太多了，让地方干什么都缺钱，本来税收就是从地方产生的，还得找中央要钱，效率低下。这就导致地方借那么多债，另外还有地方招商引资给税收减免，地方间互相竞争压价。这就是体制机制问题，需要从顶层整体规划，中央改革就要把基本制度完善，这就是指挥棒，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

　　在财税体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应该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首先，要把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界定清楚。把一些适宜地方政府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让地方管就要保障财力。区域性公共服务要作为地方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同时，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以及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