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英曾在《致酷派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回忆旧时的辉煌，“2003年全球第一款智能彩屏CDMA 1X手机、2005年全球第一款双网双待手机、2012年首款LTE 4G手机成功突破北美市场且同年整体市场份额进入全国前三、2014年‘领航4G’市场份额全国第一、累计八千项发明创造技术专利……”

酷派转型初期，国内手机市场大多是草莽，没什么技术和资金壁垒，郭德英用5000万元和做寻呼机留下的技术底子，一跃成为国产手机鼻祖级大佬，风光一时无二。

三

早期，郭德英主打高端产品线，坚持只做4000元以上的市场，酷派手机的利润非常高。

但随着国内市场群雄并起，其利润开始被挤压。时至2008年，酷派第一次遭遇比较大的危机，是年亏损7600多万港元，利润下滑140%。

酷派陷入挣扎的最主要原因，是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且局势愈发复杂。2009年前后，iPhone 3G/3GS悄然抬头，Android系统业已成型，智能机的大势清晰可见。

郭德英知道，在非主流智能手机一条主线上耗下去，将是死路一条。他大笔一挥，将手机从Windows全面切换到当时占全球仅有4%份额的Android系统上。

时任酷派的副总裁张光强说：“以往企业精力在Windows投入那么大，突然推倒重来的难度可想而知；还有在Android系统上如何做到差异化，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压力都很大。”

但郭德英是个善于打硬仗的人。他专门在东莞黄江包下一个酒店，安排酷派500名研发人员入驻，200天时间，昼夜不停，进行秘密开发。

“这场硬仗的结果是，酷派花了7个月时间，干了国际厂商一年半到两年的活。”张光强说。

这场战役，让酷派在国内Android系统时代又抢到了先机。2010年，酷派上半年净利润高达2.37亿元，手机市场份额进入前三。“中华酷联”被外界认为是国产手机的四大巨头。

趁着安卓和运营商定制的东风，2009至2013年的5年时间里，酷派的年营收几乎以翻番的速度急速增长，从2009年的26.05亿港元，一跃增至2013年的196.24亿港元。

但依靠定制机、合约机销量飙升的背后，酷派对运营商的过度依赖隐患开始慢慢发酵。

早年，凭借销售BP机，郭德英和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此成为电信运营商的第一批合作伙伴。2008年，电信上马3G，急需大量定制手机，郭德英不仅拿到大订单，还获得高额补贴，受益匪浅。

有业内人士回顾称，“80%的出货量都是来自运营商渠道的酷派，它被运营商深深绑架了。”

2012年伊始，带着互联网基因的小米出现，华为逐渐放弃运营商渠道，甚至当时光景不如酷派的OPPO、vivo也开始摆脱运营商体系，重金攻占线下渠道，只有酷派不为所动。郭德英或许看到了苗头，但长年依靠运营商订单的体系，使得酷派难以调头。

好日子很快终结。2014年7月，国资委一纸批文，令酷派的形式急转直下：电信运营商在三年之内大幅削减20%左右的销售和营销成本，并降低定制机、合约机的补贴力度。

更可怕的是，郭德英更错过了最好的转型期，他一步步目睹小米崛起，OPPO、vivo开始横扫界内，华为逐渐坐稳老大席位，却无力改变大势。

四

2014年，“抢占4G时代”成了郭德英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

他开始大量囤积4G芯片，锁定核心资源；并分散企业注意力，将品牌按渠道类型三分天下，分别成立单独的公司。

但预想并无他设想的那样美好，外界的格局已经慢慢定型。无力从行业内部破局的郭德英，将目光转向了外界，希望转借外部资源，帮助酷派翻身。

2014年12月16日，郭德英与360周鸿祎签订一纸“婚约”：360注资4亿多美元，与酷派旗下手机品牌“大神”成立合资公司奇酷科技。

双方在东莞松山湖的利益捆绑，被外界称为“松山湖的爱情”。

初期看，一切都很美好：2015年5月，奇酷手机正式发布。但这个节骨眼上，不愿意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郭德英，又与乐视贾跃亭走到了一起。

6月28日，乐视花费27亿港币，从郭德英手中拿下了酷派集团18%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