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把早期的麦兜电影视为最具香港精神的电影。“无论中年、老年，大家都生机勃勃，这是香港气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廖伟棠觉得，麦兜很好地诠释了“少年心气”，这是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香港人在小处是实用主义，在大处是理想主义。”

　　麦兜逐渐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他被香港旅游局选中，成为旅游形象代言人；和李小龙、梅艳芳等人一起，被塑成铜像，立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星光大道上；他出现在图书馆、电梯、广场等公共场所的提示牌上，也出现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宣传片里。

　　“我从来不关心这个，我也答不上来什么香港精神。香港是国际化都市，价值观也很国际化。我们不是艺术家，只是创作者。”在媒体面前，麦家碧和谢立文几乎没有解释过麦兜跟香港精神之间的神秘勾连。

　　内向的文艺创作者

　　麦家碧和谢立文的第一次接触，平凡而偶然。谢立文在悉尼大学获得教育和电脑双学位后，回到香港，就职于出版社；那时，麦家碧还是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她到谢立文所在的出版社应聘实习，带着一幅没有完成的学生作业——画面中，一个小孩和一只公仔坐在草地上。谢立文录用了她。

　　麦家碧毕业后，在香港艺术中心做平面设计师，需要经纪人，也需要给漫画写故事。她找到谢立文，两人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史航形容这对夫妇为“两个内向的文艺创作者”：“他们每次推出的电影，都带我们回到更简单、更纯真、更有眼光的世界，像阳光下晒的白衬衫，干净，有温度。”

　　接触过麦家碧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内向。她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声音细小，身体瘦弱，体重只有86斤。她从小生活在铜锣湾，去过的地方只有维多利亚公园和大王百货；长大后，活动范围依旧是围着住处转。她不会开车，不会打字，连麦兜生活的大角咀都没去过，甚至没有亲眼见过猪。她觉得自己像个活在香港的老外。

　　麦家碧不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开始画麦兜的，她不关心电影票房和漫画书销量，也不知道谢立文创作故事的意图——她的生活简单到只有工作、看医生、做瑜伽。她喜欢看医生，而且不看西医（麦兜电影里经常出现不称职的西医），医生说她没病，就是笨，心理影响身体，所以长不大。

　　谈到丈夫，她说：“我说他单纯，也许他觉得自己复杂。你首先要了解我这个人，我觉得天下所有男人都好蠢。我有点大女人主义，经常跟女友说：‘你老公这样对你，因为他蠢嘛。’谢立文也是一个蠢男人。”

　　谢立文曾经在采访中这样描摹自己：不出街（看离岛的流浪猫狗除外）、不社交（不跟人吃饭应酬）、不唱K（一次都没有）、不看小说（每年一两本，村上春树只看过《挪威的森林》）、不去电影院（连自己的电影也不看）、不旅行（九龙都少去），至今维持不超过5个人的朋友圈，其中还包括妻子麦家碧。

　　谢立文经常提起的导演有费里尼、王家卫、刘镇伟，“《八部半》是我看了很多次的电影，有空就看。这部影片基本上也是傻的，但那时候年轻，看很多遍也行。”

　　梁智添说谢立文是怪人，比较寡言，“天一亮就起床，习惯在早晨想事情，其他时间他都在游泳、弹吉他、喝红酒。”廖伟棠觉得，谢立文本质上是个诗人，因为他写了很多诗句穿插在电影故事里，“他的风格是余光中一派的。他很入世，对人情世故有深刻体察，开奖，不是风花雪月。他们挺冷静的，在成名后没有张扬，很实在地做麦兜。”

　　麦家碧在一次采访中说：“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创作是件很卑微的事。”谢立文5次向《博客天下》提到“没什么特别的”，并反复强调：“麦兜就是麦兜，是生活在香港小渔村里的小朋友，他很单纯，很蠢，很呆，很天真。生活总是有些不同，但他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来面对世界。”

　　北上

　　关于香港的故事都绕不开北上，麦兜也是如此。

　　2009年，沉寂3年后，谢立文和麦家碧带着《麦兜响当当》进入内地。彼时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方兴未艾，《喜羊羊与灰太狼》推出第一部动画电影，票房破亿，大获成功。片方看好麦兜在内地的市场前景，邀请宋丹丹、黄渤、邵夷贝为国语版配音。

　　在这个故事里，麦太带着麦兜到武当山学武功，故事背景转移到内地。在廖伟棠看来，这是谢立文作为香港人的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