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此思路上，阿里平台于去年7月发起了全球首个“电商+权利人共建体系”，平台根据权利人提供的品牌、产品型号、假货特征等结合大数据模式进行全网搜索，随时向权利人提供需要进行专业判断的疑似侵权链接，权利人做出判断后通过诚信投诉账号对侵权链接发起一键投诉，阿里依照平台规则作出决策。权利人打假模式推出，也获得全球不少权利人的认可。联盟旨在建立平台和权利人之间沟通、信任的桥梁。

　　权利人打假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

　　权利人和平台之间可以通过“通知删除”的机制来共同完成知产打假，当疑似恶意维权发生时，权利人有权通知电商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电商平台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承担承担连带责任。

　　不过，世上安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通知删除”也存在自身的不足。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董毅智说，在实践中侵权、恶意侵权并存，如果过分信任投诉人，因为投诉人的一纸通知直接将店铺商品下架，则可能让卖家失去抗辩和举证的机会，误伤商家的正常经营权，而如果确系侵权，则又可能因为侵害后果加大而要承担连带责任。

　　“通知删除”机制的漏洞被“知产流氓”所利用，其专门在特定的节假日，如双十一、圣诞节、春节期间发送恶意侵权通知，从而借此牟利。

　　从平台的维度上思量，“通知删除”机制又使平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联合权利人打假的维度上，平台必须对权利人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必要时还要进行区隔。

　　在“知产流氓”的黑色产业链中不能排除有些权利人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与相关“知产流氓”公司沆瀣一气，勾结起来用不正当的手段PK同行竞争者，或者是被利用、被蒙蔽走上了“知产流氓”的贼船。

　　从权利人的角度出发，反知产流氓其既不能甘当吃瓜群众，也力求避免同流合污。

　　“庖丁解牛”之渐入佳境

　　管中窥豹，从首例“反知产流氓”案来看阿里平台打黑治假的状态。

　　谈到假货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归咎于平台，说起阿里打假，很多人都表示不以为意。即便众说纷纭，阿里打假之路似乎从未停止过。

　　马云不止一次说过，打假是在和人性的贪婪作斗争，这是一场持久战中。在这场斗争中，阿里并不只停留在嘴皮上，而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到行动中，近来更是创造了多个第一。2016年底阿里状告傻推网非法炒信行为，向其索赔216万，成为电商史上首告刷单第一案；紧接着，阿里打假又开出一剂猛药，起诉一家曾出售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店主，索赔140万元，成为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起诉售假店主案，还有就是，日前打击“知产流氓”第一案。

　　连续三击重磅，既体现阿里以雷霆之势不断推进治假之术，也可看出其打假已经渐入佳境。

　　淘宝网成立与2003年年，而阿里从2002年开始便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打假行动，特别是在上市前后，更是提上了日程，阿里平台治假历经了十几个春秋的轮回，正如阿里平台首席治理管郑俊芳所描述的：阿里“十年”磨一剑，目前在平台治理、大数据、技术等方面为打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不少分析认为，对第三方平台而言，不管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与炒信行为、假冒伪劣抗衡的过程中，atv，都不可避免地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平台没有执法权，“打假”很多时候显得束手无策。如今，阿里似乎渐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如庖丁解牛一般，从最初只能看见牛，到后来能看见牛的肌理筋骨，而看不到全牛了的状态。

　　庖丁解牛步骤连贯，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atv，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阿里打假也有了自己的思路：对商家的审核是前提，资质凭证的出具，验证后发布；再次是形成大数据打假模式；第三，与相关的执法部门展开合作，特别是在国际化的新形势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阿里目前和美电影协会，英中贸易协会都相关合作。

　　在面上，阿里打假也从单点发力到连成一片，2015年被定为阿里大数据打假元年，2016年阿里成立打假国家队，同时组建诸如“权利人打假联盟”、“大数据打假联盟”联合打假。目前，阿里已经形成的“线上追踪”、“线下定位”、“权利人共建”、“24小时全年无休”的四维打假模式。

　　从“反知产流氓”第一案到阿里十几年的打黑治假，其已经渐入佳境。庖丁最高境界是游刃有余，阿里是否有，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