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戈麦齐（George Gmelch）在他棒球职业生涯的最后两年都没有吃过烤薄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底特律老虎小联盟打比赛的时候，两次“烤薄饼后”的比赛失利足以让他发誓自此一概不碰热蛋糕。他的迷信还不止这一样。“不知怎么地，我认定在奏国歌的时候拿着球会让我倒霉，”曾是个一垒手的戈麦齐回忆道，“从那之后，那赛季剩下的日子，或许还有更后来，球一到我手里我就马上扔了它，这样（奏国歌时）球就不会在我手里或我的棒球手套里。”

　　戈麦齐现在是旧金山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他知道自己打棒球那会儿的禁忌未必源于理性——就和“幸运球衣”以及人们戴的某些“开运”小物一样。回顾当年，戈麦齐说他的理念是：“这个仪式给予我信心，让我觉得我会表现更好。”

　　在其他方面理性的人们通过各种小迷信来开运除晦，尤其在有不确定情况的时候。我有三个脸书好友说他们在登机之前会摸摸飞机机身。在德国，人们认为烟囱掸子会带来好运，一个在德国长大的前同事说，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试着去碰碰它们来得到好运。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利益相关声明：我在那儿工作）有个传统：在重大、危险的飞行活动期间吃花生，比如火星探测器登陆时。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幸运花生。（摄影：Kevin Baird / Flickr）

　　在人类学中，当人们的行为和他们期待的结果没有实证联系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魔法’”， 戈麦齐如是说。社会科学研究里，着眼于祈福仪式背后潜在的心理机制的研究目前还不多，但数量在不断增长。这些研究本身有着常见的问题，诸如参与者数量少，常常还是大学生，还有得出的是关联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不过它们提出了绝妙的问题：

这些仪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对运气的看法？

这些仪式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要是有帮助，怎样起作用？

为什么起作用？

假如迷信仪式有用

可能是因为“具身认知”

　　一个与幸运小迷信仪式相关的社会科学主题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身体体验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的。

　　简·莱森（Jane Risen）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一位行为科学家，她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在跨文化比较中，动作朝外的仪式似乎和祛除霉运有联系：叩击木头、吐口水、往肩后撒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戈麦齐在国歌的时候把球扔掉的仪式可能也与此有联系。

　　任何易有“触霉头”焦虑的人，或许都该经历一下莱森的研究，折腾一番。针对每个参与者，一名实验者会对其开展一段既定的对话。对话从闲聊开始，接着话锋一转：“我有个朋友最近发生了车祸……让我想到马路上是多危险，尤其是开始下雪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冬天你或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陷入一场惨烈的车祸？”对照组的参与者可以在三个中性反应中选一个，而“蔑视命运”组的参与者则必须念一个“立flag”的句子，不管他们信不信，都要说这不可能发生在任何他们认识的人身上。

　　通常那些立了flag的人之后都说，觉得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认识的人更有可能卷入可怕的车祸，比对照组认为的可能性要高。在另一个实验条件下，那些立了flag的人被指示用指关节敲击桌子，而桌子正好是用木头做的（编注：国外认为敲木头能带来好运，甩掉噩运。）于是即使同在“立flag组”中，与没敲桌子的参与者相比，那些敲了桌子的认为车祸较不可能发生。

　　“他们对于发生车祸不再格外担心。如果他们敲了桌子，他们的不祥预感就散去了，”莱森说，“敲敲木头几乎不费什么功夫，而且这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事情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