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的风格是马修没有经历过的。“索尼的高管，老板一定是开公司的飞机，好几个人一起来，一定要约很多的、可能跟很大的企业的会。那我（维京的）老板来的时候就穿了一个牛仔裤，带一个袋子，他可能睡在我家，我们一起去爬山，去享受葡萄酒，一起聊公司的事情。”

　　刚入百代的时候，马修 32 岁，管着几千名员工，30 几个公司，分布在 18 个国家。马修的目标是一年赚 2000 万美金，但实际情况是，第一年赔了 2000 万美金。

　　接下来的一年，马修每个礼拜会出现在三四个国家，了解每家分公司的经营状况。两年后，公司结束了赔钱的状况。

　　姚谦记得很清楚，一次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他见马修接完电话后脸色一下变了，才知道马修母亲去世了。

　　马修生母离世的同时，整个唱片业正急剧下滑，马修的上司 Ken Berry 被股东换掉，马修也跟着离开。“如果那个人不在那个系统，那个系统会变很多。如果那个人在的时候，可以继续发展。”马修说。

　　“维京和百代整合在一起后，业绩一直不好。所以股东就要求总裁换掉，他是核心的之一。回头看，是产业在变化。”姚说。

　　“退休”后，马修在 37 岁的时候搬到了夏威夷，在那里过了两年多自在日子，“投资房子，遛狗，种菜，做瑜珈，游泳，照看我的家人……然后就更了解我自己未来的野心要往哪个方向，我自己要做什么。”

　　马修 11 岁在父亲餐厅打工时经常见到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后来还见到了穆罕默德等。得益于“小孩子”的身份，这些人都乐意跟马修互动，跟他说话，马修说这让他“不会害怕陌生的东西”。

　　“把卡拉 OK 颠倒过来”

　　即便离开音乐圈，马修这些年和圈子仍有深深浅浅的联系。“大概每几年，我有机会回到音乐圈，都是跟着别人做一些他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有名的音乐家找他一起开公司，或者邀其当经纪人，或者开发新产品，“每两年都有这样的机会”。

　　马修一度不太喜欢健身房，因为“没有灵魂”。后来有一段时间父亲生病，马修考虑回美国。那段时间，他的一位朋友、投资健康类基金的老板告诉他，美国的健身房变了很多，你应该去认识一些新的精品的运动方式。

　　“他愿意分享很多东西给我，从科学，从投资人的概念，从很多数据什么的。另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去健身，我会找一些地方体验很多新的模式。”后来，马修终于确定，精品的运动方式正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件事。

　　当然，这个确认过程同样用了一年。

　　“上这些课，留给我最深刻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老师有没有魅力，老师有没有办法感动我；第二个感动我的，就是上完这些课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还在想老师怎么用音乐，我会一直听音乐的副歌。”

　　为什么上完课后对副歌念念不忘？他的答案是“老师的教学跟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感动的力量正来自于这个结合。”

　　他脑中的灯泡亮了！

　　他对健身房的“进化”也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之前，健身房是靠硬体，靠机器，是一个‘壳’的概念。慢慢地，我们靠自己的体重训练，你做任何运动它都包含这个概念，所以可以缩小一个健身房的面积，可以从三千平方米缩到三百平方米。然后它可能像一个停车的工厂，它可能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我们所以为的健身房。那我就开始考虑去做这个（精品健身）。”

　　当卡拉 OK 开始占领华人娱乐生活的时候，马修刚好在唱片公司工作。他看到了卡拉 OK 是如何改变中国人的社交和娱乐模式的，他也将此看作一个新的音乐推广渠道。

　　现在，他希望“运动+音乐”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迫使自己运动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音乐是一个听力的视觉，那个感动的力量来自于我们一边推自己，一边感觉很脆弱。所以我们运动的时候特别敏感，特别容易被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有力量的事情，我喜欢。”

　　赵艳洁告诉我，SpaceCycle 的一位教练在骑动感单车的时候泪流满面。马修觉得音乐可以成为新的动力，“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在室内运动场所维持运动的习惯。因为这个对我们的灵魂是没有支持的，那个支持来自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诉求），所以我们逼自己做。你看一半的健身房，大概 70%—80% 的人没办法坚持超过一年。”

　　基于以上原因，马修说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健身空间，而是卡拉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