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觉得点将不会卖给别人，没有答应。年尾的时候，姚才知道木已成舟。马修第二次找他，姚说可以，但没有马上答应，他还不了解索尼音乐，况且每年都有其他公司来试探姚的意愿。

　　姚谦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在点将的交接工作，然后计划旅行，马修为他安排了一个 Around the World 行程——参观索尼音乐在多个国家的分公司，和当地总经理见面、聊天。

　　“那个是我最大的改变，回来的时候我就确定签了。”姚谦说。

　　Around the World 可以说是索尼音乐的一项传统，马修将其比作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他当初是这样，姚谦也是这样。“跟着当地部门高级主管，了解他们的管理心态，他们如何经营，怎么做，以及困难是什么。了解不同的经营模式，了解这个人、当地文化非常有关系。了解每个艺人的想法，了解公司怎么制约他，了解维持一个创意的制度是什么，怎么保留人的创意、人的贡献、人对公司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平衡。”马修说。

　　马修在四十周岁生日时和好友、瑜伽大师 Paul Dallaghan 一起到波兰参观了二战集中营。五小时参观最后，他在人群中瞥见一对年轻的台湾人，他们正在美国读研究所，台湾女孩对那段历史了解得相当全面。听了女孩的讲述后，马修改用中文说话，并希望女孩推荐几本相关书籍。

　　后来马修专门买了中文版送给姚谦。“世界有太多事情真的是轮回的。我对犹太人这一代的历史是透过一个台湾人了解，然后我又把它们推荐给另一个台湾人。”

　　第二次见马修，他刚面试完一位美国教练，面试内容是让教练为他们上一堂内部 Demo 课。上完课后马修花 5 分钟冲了个澡。15 分钟后，他要赶往机场，回台湾一趟。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他。看他的日程表就从 10 点一直排到晚上 8 点，星期六星期天也是。”赵说。姚谦也说自认识马修开始，他一直把行程排得很满。一次二人去日本出差，由于行程太满，最后赶飞机的时候只能“疯狂”地包一辆车。“我记得他跟那个保守的日本人说，你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我赶飞机。我都吓死了，然后给了四万多日元。”

　　因常年居住台湾，马修说中文时都带着明显的“台湾腔”。他读书的时候正好是华语流行音乐最丰富的年代，“从苏芮到罗大佑，到李宗盛都有听，后来很多艺人都是我们培养的，有很多年的关系，一直从庾澄庆，到李玟，到萧亚轩，到王力宏，到陶子……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最困难的事情大概是我必须要慢慢地进到国语的（环境和市场），培养国语艺人，因为我不能一开始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了解不够。”

　　马修口中的“慢”，一般大约是“一年”。他记得邀请李玟并不轻松。“那个时候 CoCo（李玟），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她妈妈、她姐姐（沟通）。她那个时候在一个香港的唱片公司，他们签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合约，所以我也必须要帮她们克服。我找了很多人，也找律师……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处理。”

　　后来马修开始负责大陆和香港市场。那时候索尼跟大陆很多音像出版公司合作，其中最大一家公司的老板后来跟着马修加入了百代。

　　马修记得索尼在大陆签的第一个歌手是刘欢。

　　他说相比港台，大陆更能接受艺人的多样性。

　　“怎么说？”我问。

　　“看刘欢就知道了。”

　　在马修的职业生涯里，很多时候是跟着人走的。后来，姚谦离开索尼，他说：“我是因为马修而离开索尼的，他到了百代，他不敢跟我联系，一年之后就出现了，我就辞了。”

　　姚谦唯一的条件是不喜欢“百代”这两个字，“觉得很老”。1992 年，维京唱片公司被创始人理查德·布朗森卖给了百代唱片集团。马修答应了姚的要求，说你可以用维京这两个字。于是，1998 年，姚谦在台湾成立“台湾维京音乐”。

　　“先做朋友，建立信任，再做生意。”马修说。

　　离开索尼前一年，他结识了维京唱片创始人之一 Ken Berry，当时维京唱片是百代唱片子公司，对方有意邀请其加入百代。“我大概考虑了一年我要不要做这个选择，因为离开索尼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我考虑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