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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个尴尬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兰格。兰格系公司较为成功的生物医药创业企业，关注的主要是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项目：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皮肤紧致的美妆产品。而一些更为重要的项目如对抗生素的开发、研究治疗发展中国家因医疗条件差而广泛存在的肺结核、疟疾等疾病的药物等却因为利润空间小、看不到回报而被无情忽略。换句话说：公司的主要业务并不包括“穷人病”。
除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性基金以外，疟疾、肺结核这样的“穷人病”很难得到一般资本的青睐 当然，明知公司的做法是为了顺应资本的需求，我们也不能责怪资本的无情，毕竟资本的目的是为了盈利，投资科研也是为了新技术开发所可能带来的巨额回报，顺便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只是副作用。 这也会导致一个怪相，即科研中可以获利的项目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资本的帮助下快速、甚至过快成长。许多科学家在申请经费的时候，不得不生拉硬扯自己的技术可能的应用前景。这也证明纯粹为了探究世界奥秘的科学研究的骑士精神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突破转化瓶颈，技术与资本的持续博弈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领域的投资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根据Tech in Asia公布的数据，以中国为例，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在2015年达到了360亿美元，较之前一年的113亿美元涨幅达到217%。而和2010年的8.9亿美元相比，更是增长了40倍。
但一般来讲，真正能为工业界带来巨大价值的技术，往往是那些出现在实验室、前所未有、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典型的例子比如：斯坦福大学授权给雅马哈的FM音乐合成技术、给奥林巴斯的超声显微镜技术、给通用电气的计算机辅助断层摄影技术，以及MIT授权给索尼、松下、三星、LG、摩托罗拉等公司的数字电视技术等。 市场的问题就在于很难在早期作出判断和量化这些技术的价值。 和米资本是硅谷一家专门致力于深度学习、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深科技领域的新锐投资机构，我们针对上述提到的问题和矛盾，与和米资本管理合伙人谷懿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果一项技术很有价值，但在未来几年内商业化应用并不明朗，可能远超过投资预期时，投资机构或投资人是否会选择投资这项技术？ 谷懿给出的答案十分中肯且明确：“商业就是商业，一定是以利润为前提，如果是纯粹的科学家进行技术研究的话，那最好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当然，如果这项技术最终成熟，走出了实验室，可以被真正应用起来的话，我们会考虑投资的。” 谷懿还就这一问题举了一个太空创业的例子加以阐释，她说：“最近几年成立的私营太空公司有很多，但实际上美国整个航天投入中有超过50%是来自政府的，政府的支持对这个盘子的做大有很重要的作用。很显然，VC很多时候对这些项目就无能为力，可能会失败。我们要扮演的就不是NASA的角色，在投资深度科技的项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如何让投资人的价值最大化。”从资本的角度来讲，谷懿的看法十分透彻，也说明了事实。 如此一来，当科技创业者尤其是高校教授在进行技术转化时就普遍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他们不得不依托院校自身的力量，转变思路，atv，努力实现技术商用的机制。 以MIT为例，该校设立了专门机构技术授权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来负责将学校的专利授权给产业界。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主动将早期技术推向市场的机制，从而降低了资本和企业因专业知识不足而错失将某些重要技术商业化的几率。 下图为2002-2012年十年间由MIT TLO帮助落地的技术型初创公司的技术转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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