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图为杨箕村上千围的回迁宴。本文作者：袁浔杰，原标题：回迁杨箕村，本文发布于界面，虎嗅获授权发布。

　　2016年10月2日杨箕村上千围的回迁宴，刘琪琪家里好几个长辈都报名穿红马甲做现场志愿者。

　　“父母那辈人认为这（回迁宴）是自家招待客人，他们必须要做些贡献。”刘琪琪说。

　　10年前，因不满村子脏乱的情况，加上刘家奶奶年纪大了需要住电梯房，刘琪琪一家搬出了杨箕村。刘母曾说，这（搬离村子）是她人生中最大的心愿。

　　搬出而今又搬入，作为杨箕村第二代的刘琪琪被贴上了新的标签——“拆二代”。但她并不喜欢这个标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会刻意回避自己出自杨箕村。

　　“在别人眼里，拆迁得到补偿的村民就等同于土豪，但是他们忘记了这里出身的孩子学习和工作有多努力，只记得这里的人突然得到补偿，有了很多房子。”

　　这种不忿，不在少数。对杨箕村的村民来说，得也因拆迁，失也因拆迁。

　　商机

　　在广州，以杨箕村为代表的上百个城中村，都曾为进入这个城市的人提供了落脚点。这里，蓝领、大学生、白领、创业者甚至还有骗子，一同组成了特殊的生态。

　　今年28岁的刘琪琪，从爷爷奶奶辈开始就生活在杨箕村。刘姓不属于村中大姓。村里的大姓有四个，姚、李、秦、梁。新建成的杨箕村口就有这四大姓氏的祠堂。

　　刘琪琪小学在杨箕小学读书，在国内读完大学后去澳洲留学，现在在一家VC公司任职。

　　她和同龄人都处在人生重要的转折期——从学生到社会人。同时，刘琪琪也经历着杨箕村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杨箕村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属于广州郊区。西面的村口有一条河涌，过了河涌就是当年的老市区；往东是一片片田地，东面的这些田地现在正是广州的CBD珠江新城。

　　当年，想进广州市区必须经过杨箕村。“因为都要从杨箕村过，所以其他地方的人都会跟我们关系好一点。”刘琪琪的父亲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以前村口的河涌每年都会划龙舟。杨箕村村民的朋友多，划到别的村子后，他们都会请杨箕村的人吃饭。“还不是一般请吃饭，都是要去茶楼的。”

　　和过去一样，杨箕村优越的地理位置给村民们带来不少好处。

　　改革开放后，广州开始城市改造，当时的市区被拆迁，很多人选择到杨箕村租房居住。刘父回忆说：“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再远一点大家都不愿意去了，杨箕村离市中心近，所以成了首选。”

　　村民们看到了商机。

　　和大部分村民一样，刘琪琪家的房子最初只有1层半。通过出租房子，一户人家每个月能挣五六十元至一百元的租金。1980年代刘父一个月工资收入才50多元。

　　看到租金收益如此之高，刘父筹了点钱，把房子推倒重建，变成了两层楼的楼房，多出来的房间便用来出租。租房盖楼再租房，如此往复，前后经过5次推倒重建，刘家拆迁前房子变成了4层半。

　　改革开放后，广州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南下淘金的人越来越多。1990年代，杨箕村中大部分田地被征收，村民从农民向市民“进化”，生活从一元变成了多元。有人选择交了地去上班，另一些人则选择靠收房租维生。

　　随着财富积累，村里一片片平房慢慢长成了2010年拆迁时的1496栋楼房。不过没有整体规划，村中楼与楼的间距越来越小，最后都成了“握手楼”。

　　刘琪琪家的房子在村口靠近杨箕小学和南方报业集团的马路边，位置上佳。刘父在一楼开了一家士多店 （编者注：粤语，指便利店），还种了一棵树。这棵树长得很粗壮，是拆迁时刘家最不舍得的。

　　士多店靠近南方报业集团，很多报社的员工会来店里买东西。“特别是送报纸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到店里来，来的时候还顺便送我两份报纸。”刘父说，“我们家环境和光线都很好，但是进了村子可就不行了。”

　　村里的巷子特别窄而曲折，可以玩捉迷藏的游戏。刘琪琪每天放学后，和小伙伴一起回家，在路边买吃的、在巷子里打闹。她回忆说，“小时候觉得村里很好玩，但是越长大就越觉得村子里很乱。”

　　由于握手楼间距太小，房间的光线极差，很多房子需要24小时开灯，否则屋内根本看不清。此外，房子的隔音和空气也不好，外面巷子里垃圾混着污水，如果隔壁有人做饭，窗户更得紧闭，不然屋子里都是油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