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团指导员潘聪平眼中，他是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记者，在每年由北大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他编采了大量素材，为了写稿常常熬到三四点；在学术讲座中积极挖掘选题，产出了一大批质量不错的新闻稿。

　　鲜为人知的是，写作之于何瑫，也像是另一种救赎。

　　从甘肃到北京，他如同众多由小城出走的青年一般，经历了价值与理想的断裂。进入大学的第一年，他感到自己的眼界与周遭世界脱节；唯一让其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在高手云集的北大竟也成为了劣势：睡下铺的四川同学，高考成绩比他高出 40 分；他对专业不感兴趣，成绩也处于中下游，人生第一次体会到自卑的疼痛；社交圈里，他只是谨慎地与老乡来往，因为，与外面的世界无话可谈。

　　一次同乡联谊会上，他向一位学长倾诉苦闷，为了助其纾解压力，对方将他介绍到北大新闻网试试。成为校园记者后，何瑫像是忽然找到了信念，并在次年毅然转入中文系，为之后的种种可能开启了大门。

　　*与同事曾鸣参加知乎《职人介绍所》节目录制

　　规律

　　与大多数为人推崇的“天才型写手”不同，从何瑫的经历中，似乎很难摸索出其少年时期对人生的思索与规划。相反，稳定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一个不太具有反叛精神的优秀学生：何父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在其成长过程中未施加太多束缚；他早于同龄人拥抱书本和阅读，三岁便能读报，求学时从不认为念书是件难事；学生何瑫喜欢听流行音乐，一心希望考上北大，业余时间贡献给了足球经理与实况足球两款游戏。

　　他同绝大多数高中生一样，生活在一套标准的作息框架里：按时起床，按时上课，按时回家，按时看新闻，按时与父亲聊天，按时上床休息。但同校的学生常在晚自习结束后留校继续苦读，何瑫却从不超时学习。校方曾一度占用休息日开补习班，何父在家长会上提出异议，却遭众人围攻，你家孩子倒是成绩好，我们的孩子还要学呢！

　　规范的作息规律，在何瑫成为一名特稿记者后仍被沿用，这在写作者的行当里并不算常见。

　　与他合作的知名写手中，原《智族GQ》报道总监蔡崇达就是一位典型的“夜战”记者。2010 年世界杯前夕，二人相识于一篇关于中国足球的报道，作为外援记者的何瑫亲眼见识了对方熬夜写稿、天亮回家休息的工作方式。其间他与《中国青年报》签约，进入其发行部门，合作中，何瑫白天去报社上班，晚上来到蔡崇达的办公室协助编稿。

　　第二个对立面来自于他在《人物》杂志的经历。当时正值杂志初创期：除李海鹏、林天宏、张悦、张捷四名主编外，记者团队里有如今效力于 36 氪的张卓，和写出了《永不抵达的列车》的赵涵漠。从这个编辑部走出来的名字，在后来几年间，几乎占领了中国特稿界的半个高地。杂志社同事多数习惯夜间工作，作为短报道编辑的何瑫也放弃了正常作息，白日休息，半夜赶工。

　　加入《智族GQ》后，何瑫有意识地将生活规律调整为熟悉的方式。一至三个月写一篇长报道，看似时间更加灵活，实则向职业自律性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为不用坐班，在家里随便玩一玩，很容易半个月就过去了。

　　何瑫的应对策略，就是再度将自己置入框架：早晨八点起床，九点开始工作，固定的时间里定量完成 2000-3000 字的写作，每天完成 50 页书本阅读，准时睡觉绝不熬夜，以及定期健身——这样的日程安排在过去的三年间从未改变。可他却执意不愿将之解读为“自律”，这是他自学生时代以来，通过长期的重复而形成的自然习惯，如同吃饭一样，是本能。

　　与何瑫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其家中。他看起来更加生活化：一件白色的短袖汗衫，一条黑色睡裤。由于长期健身，他维持着匀称的体态。

　　何瑫坦言自己是易胖体质，体重的叠增往往伴随着紊乱的作息。第一次不愉快的增重体验是在高考查分之后：他的实际成绩与预估分值出现 31 分的落差，误以为自己失去了去北京大学的机会后，关在家中近二十余天，不间歇地打游戏；第二次就是在《人物》杂志工作期间。

　　为了避免陷入拖稿的焦灼，每次写稿前，何瑫将更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对采访素材的消化整理，以及对文章结构的规划中。真正的写作，只是一个在已搭建好的文本框架上扩写的过程。而这个框架本身往往四五千字，细致到对每一个自然段落的内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