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魏斌的角度看，即便在最疯狂的那段时期，资本也会对创业公司怀揣最大限度的理智。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投资行为会被赋予更多意义——相当数量的投资行为背后有各自的公关目的，“这本质上是种利益权衡，我投你几十万几百万，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回报。”魏斌说，“这种回报不光是投资回报，90 后、大学生都是吸引眼球的东西，媒体追逐的、政府喜欢的，VC 就跟着做，实际上是为品牌造势，这也是回报。”

　　同样的，在伴随大学生创业催熟的孵化器与投资基金的热潮中，大量的投资基金伴随着政府引导基金陆续成立，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会不可避免的影响机构的投资方向。

　　“当时政府有一些针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和财政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机构甚至就只是为了申请财政补贴去做投资、办孵化器，当时诞生了很多小的基金，他们本身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就存在问题。”魏斌说。这些基金与孵化器的命运从诞生之初就被牢牢握在别人手里，j2直播，只要航向稍有变化，就会摔个狗吃屎。

　　“如果纯粹从投资的角度讲，我们对所有项目都是平等对待的，不是说因为你是大学生我就把考察门槛降低了。”魏斌说，“创业本身就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大学生创业就更小众了。但是有了政策引导，又有了互联网传播，让身在圈子里的人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创业，机会很多很多，其实没有。”

　　五

　　“后来政府不搞大学生创业了，全死了啊，怎么带动就业？”唐力说，去年 7 月份的时候，一直跟他合作的“洪科长”打来电话，说今年区政府不再扶持大学生创业，要推进科技型公司发展。

　　在过去一年里，洪科长会带着唐力出席各种各样的“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研讨会”，唐力也会帮洪科长策划创业活动、邀请嘉宾，或是草拟演讲稿。当时大学生创业是一些区县的工作重点，在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的收尾阶段，洪科长会在夜里 12 点左右打来电话。

　　“这个稿子有问题，是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不是创业型城区建设工作。”

　　唐力之前在本地的一家媒体任职，和洪科长认识是因为他接触的创业公司多。最开始，洪科长希望唐力能帮他找些规模大点的公司去当地落户，顺便联络一些媒体。再后来两人的合作越来越多，延伸到组织路演、举办活动，洪科长所在的部门只管申请费用，唐力去张罗。

　　“上海要做创业型城市，每个区要搞创业型城区，下面还得有创业型街道，大学生也是重点。”唐力说，“政府喜欢氛围，大家都有指标的，要办几场活动，做几个众创空间，创建几个创业型社区。”

　　不过唐力一开始就不看好大学生创业，至少他目之所及，洪科长们更在意照片里领导的眼睛是不是闭着的，不同的部门在新闻稿里的排列顺序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真正在乎创业公司令人发指的艰难处境。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创业公司不是扶持出来的，好的公司不是你扶持出来的，人家就不需要扶持。烂的公司开始就是烂的，有你那个政策也是烂的。”唐力说，“创业的成功率本来就是和市场环境挂钩的，不是说扶持一下就把成功率一下提高了，这不现实。为什么大学生创业全死了，因为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大学生都能打过工作十多年的，那大家都去创业了。”

　　政策方向的变化对那些依赖政府财政的孵化器和基金来说是灭顶之灾，在这之前，他们可以用相当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拿到场地运营资质，每年还有一部分专门的财政补贴可以争取——很多地方政府会有固定数额的基金作为补贴发出去，但补贴的方式与指导政策紧密挂钩，政策没了补贴也就没了。所以，有余钱的机构尚能生存，没存粮的只能坐着等死。

　　至于那些大学生，他们天生就病入膏肓，没了药也就一起等死。

　　六

　　数据显示，大学生毕即创业比例连续 5 年上升，从 2011 届的 1.6%上升到 2015 届的 3.0%。这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亲友投资或借贷和个人积蓄，比例约为 78%；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政府资助的比例均较小，还不到 5%。与之对应，这些大学生的创业成功同样小的可怜，也不到 5%。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生群体绝对拥有超人的激情和热忱，但热情终究没办法解决所有事情，比如去抗衡市场规律。

　　如果再去回顾，会发现“泡沫”并不是个贴切的词，在那种不正常的市场环境里，大多数人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理智，但还是有人义无反顾、奋不顾身。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不凡气魄浪漫又残忍。

　　注：文中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