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行政上的问题很常见，当时我们想把学校的公告、通知和课程接入进来，学校就不同意。后来看用的人多了，就感觉我们是搞传销。之后我们开通另一所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就不让学生用。” 彭溢之说，“感觉学校总会怀着恶意去揣测你的这些行为，怕你搞出乱子。”

　　而对更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很难在学校里学到哪怕半点商业精神和对市场规律的尊重，这显然没办法用一句“缺乏社会和市场的锻炼”敷衍过去。

　　三

　　王超觉得当时自己的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枪顶着自己，“好像天天有人在你边上说不要找工作，就应该自己当老板。”

　　王超创业的时候，当老板简直是件零门槛的事，有大把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各式各样的“创业服务机构”像觅食的鲨鱼一样盯着大大小小的创业者。在当老板的五个月里，王超参加了十几场被不同机构冠名的路演活动，这样的活动如今还在一些小有名气的创业地标里每天上演。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在这些活动里，大部分的人只是玩两个小时手机最后出于礼貌交换一下名片，最卖力的往往是各类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创业一样，“为创业者服务”也变成了件时髦的事，一直流行到现在。

　　“几乎每次活动完了都有人打电话来，有推销银行贷款的，还有那种做融资对接的，或者公关服务的。剩下的就是别的创业公司来卖产品的。”王超说，“我说我产品还没做好，干吗买你们服务？”

　　这里面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去年开始众创空间的不正常的繁荣，有数据显示，在上海，85%的众创空间都诞生于 2015 年，传统地产商、产业园区、投资机构和一些诸如腾讯、微软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在这一时期一拥而上。在之前上海市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中，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孵化器、基金和众创空间诞生。

　　另外，绝大多数的众创空间都宣称自己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工商财税、法务、招聘、投融资对接等一系列孵化服务，但事实上真正的效果往往并不如宣传中那样。

　　在一些地方，“帮团队招人”、“介绍投资经理给企业认识”被包装成招聘和 FA 服务，而门可罗雀的线下活动往往只是为了应付政府的检查（这些空间从政府手中获取财政补贴，这是当时一种滑稽的商业模式），而非服务创业者，这些荒唐的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愈演愈烈——稍加调查就能发现，大量众创空间的运营商连会计师、律师这类基本资质都没有。

　　众创空间的爆发只是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缩影，它的确带来过好处，但这些现象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至少让王超觉得，他在无休止的路演、分享和论坛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哪怕他在这些活动上要到了钱。

　　“我在的那家孵化器说提供招聘服务，其实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拉勾主页上放我们的招聘信息，来面试的人还觉得自己被骗了。”王超说。到现在，他也总结不出来公司的死亡原因，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只是不知不觉钱就花完了，“就是没融到下一轮，就死了。”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接触的商业世界实在小的可怜，所以舆论很容易让他们把 1%错当作 100%。经过媒体包装的创业英雄往往大同小异——他们似乎生而不凡，有着超人的感染力、敏锐的嗅觉和领导天才，哪怕兵临城下、兄弟阋墙也都从容应对，他们的融资、增长、成功也就事件自然而然的事，好像所有事情都那么简单——好像让我来一次也可以。

　　四

　　当寒冬到来的时候，大学生成了所有人第一个甩掉的包袱。

　　魏斌在上海本地一家早期投资机构任职投资总监，他所在的基金在今年已经停止了对大学生团队的投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回归理性”变成了 VC 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这种悲观情绪在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大学生群体。

　　当然，这并非是指当时的投资决策就是“非理性”的。在 2015 年，魏斌所在的基金投资了不少大学生团队的创业公司，魏斌曾对这些项目抱有很多期待，尽管彼时资本寒冬论甚嚣尘上，但他相信这些大学生们依然有可取之处。

　　“这些大学生团队在当时确实有一波很快的增长，但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增长不是正常的，是种虚假的繁荣。”魏斌说，“这种繁荣不是因为产品本身有多好，是赶上了当时的环境，整个市场都有一种浮躁的氛围，大家都想扩张、把规模做大。实际上现在这些公司活的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