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的公司活了大概五个月。

　　在向团队宣布公司解散的决定之前，王超还想了想怎么装出一副能够同时表达惭愧、无奈和鼓励的表情——他早就给公司判了死刑，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那些复杂的感受。他相信那些所剩不多的员工也这么想，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大家都再清楚不过，只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还是得礼貌地走个过场，像是酒桌上此起彼伏的赞美和恋人分手时庸俗的祝福。

　　就在一个月之前，王超还在一场创业服务机构主办的分享活动上侃侃而谈，倒不是因为王超的公司算行业翘楚，只是负责邀请嘉宾的人是自己的哥们，帮哥们完成 KPI，自然是义不容辞。尽管如此，王超还是特意准备了演讲提纲和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把自己想象成徐小平和李开复，光是意淫一下那种逸兴遄飞的模样就能让他暗爽半天。

　　一

　　王超算是赶上了大学生创业的末班车。去年五月，还没正式毕业的王超拿到印着自己名字和 CEO 的名片的时候，上海刚刚结束了一轮“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当时，“创业学院”、“孵化器”和“O2O”还都是相当时髦的词汇。在学校听了一家电商公司合伙人的讲座之后，王超觉得时不我待，那种感觉就是别人都是芸芸众生，只有自己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天才。

　　“当时是做基于微信开发的 O2O 产品，我其实算是产品经理，负责开发的是我的技术合伙人。”王超说。不过他不太愿意告诉别人自己产品的细节，他觉得那样会让自己有点难为情。四月底的时候，王超获得了他爸的两万元人民币种子投资，拿到钱的王超去注册了公司，还给四个合伙人各印了一盒名片。

　　在之后的三个月里，这盒名片陪着王超走遍了全上海各种各样的路演和分享活动，每到活动结束，王超就照着名片上的电话把大家的微信全加一遍，接着群发一份 BP。

　　“往邮箱里发根本不会有人理你，只能去现场堵他们。”王超说。这种努力在六月份的时候收到了回报，郭玥，一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愿意给王超 20 万。

　　二

　　“其实大家对大学生一直不怎么看好，我们投他也是觉得跟别人比他还是有好的地方。至少他的出发点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需求，商业逻辑也比较清晰，几个合伙人也有互补。不像很多大学生，感觉就是在媒体上看到哪个模式火，就加点不切实际的东西开始做。”在回忆起这比投资时，郭玥这样评价王超。她所在的基金在 2015 年投资了大概 10 个大学生团队，王超是唯一一个死亡案例，但剩下的公司也只是“还活着”。

　　从郭玥的角度看，早几年机构还很喜欢关注一些大学生的创业公司——大学生有着不可小觑的消费能力，高校又有天然的社群属性，无论怎么看都很适合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但到了 2015 年，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当时的环境很浮躁，跟风现象相当严重，各种天马行空的 BP 都见过。不否认也有出彩的项目，但我觉得至少有 60%的项目都是这种情况。”郭玥说。

　　她觉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铺天盖地的融资新闻和鸡汤会让大学生们有种不切实际的错觉，好像早就有人铺就了一条按部就班的成功之路，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写一份漂亮的 PPT。在某一段时间，直播，几个被电视节目炒热的大学生创业者更是让这种风气甚嚣尘上——拥抱移动互联网就是人生赢家，别的都是小生意。

　　“我们经常讲大学生缺乏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是什么？可以问问那些大学生，他们中有几个人管理过 100 人、50 人哪怕 20 个人的团队？”郭玥说，“很多大学生自己鼓捣产品很厉害，但是开了公司就不行了，因为不会跟人打交道。一个团队总会有努力的人和偷懒的人，聪明的人和笨的人。产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让大家有效配合，很少有人会。“

　　投资机构们觉得很多大学生的失败并非在产品本身，而是浅薄的阅历与视野注定他们没办法胜任太多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专注、效率和热情，但感染力、管理水平和领导才华似乎天生就属于少数人。

　　高校本身或许同样难辞其咎，比起起步阶段的大学生创业者，他们更在意怎么包装自己的创业学院、举办了哪些论坛、请来了哪些媒体——彭溢之，这位大学生创业者在去年向同学推广自己的社交产品时，就曾被学校当作传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