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出台的网约车细则，再次点燃了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讨论热情。在这些讨论中，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分享经济对于全球范围内就业方式的影响——自由职业大军越来越壮大。

　　自由职业时代的到来

　　据美国劳工局统计，截至2015年底，美国有5300万人从事者自由职业，占总工作人口的34%，其中包括2100万(40%)独立合同工、1430万(27%)的兼职工、930万(18%)从事多样化的工作，550万(10%)做临时工还有280万(5%)自由业务的小生意主。

　　自由职业在欧洲也成为一种时尚。据欧盟统计，欧洲拥有近1000万的自由职业者。而在英国，有87%的获得一等或二等学位的优秀毕业生认为自由职业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在线自由职业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自由者多是从事信息技术与编程(IT & Programming，41% )、多媒体与创意设计( Design & Multimedia ，24%) 和写作与翻译(Writing & Translation ，18%) 。

　　自由职业者在中国也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据“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显示，自由职业排名第一，在多数受访者的心中，自由职业代表着逃离没完没了的来自老板和办公室的压力。根据领英发布的《2015中国自由职业者现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自由职业者主要为工作年限不长的年轻群体；在地域上，他们更广泛地分布于中小城市；在行业上，消费服务业是他们的热门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职业者们相较固定职业者，拥有人脉更广，掌握技能也更多。

　　自由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固然有互联网远程办公技术支持的功劳，但更主要的是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在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如果说工业革命导致了人的异化，那么信息革命则是解放人类自由的福音。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分享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赋予了个人巨大势能。

　　分享经济的异军突起

　　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这两位经济学家努力解决的是现代公司架构下股东／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代理人在很多任务上付出努力，但主体仅能观察到一部分；还有团队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搭便车享用其他人的努力成果等问题。

　　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存在的“委托—代理”悖论，只是古典经济学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建立的古典经济学，始终致力于消弭两大障碍：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市场交易双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发现信息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从而使其决策行为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可能造成信息占有优势一方经常会作出”败德行为”和信息占有劣势一方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这两种的直接后果是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误导了市场信息，造成市场失灵。因此,必须设计最优的市场体制方案来防止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

　　经济学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交易成本，虽然已经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却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房产时，就会聘请顾问，如不动产经纪人，律师和金融顾问以提供“交易服务”；对于生产者来说，交易成本表现为推销成本中扣除运输成本的部分。推销成本用生产成本与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之差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瓦利斯和诺斯在198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估算出，美国经济整体的交易成本在1970年占到GNP的46.66% 到54.71%。

　　分享经济的出现，虽然并没有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但却极大地降低了这两者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分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让信息对称是分享经济平台的基本任务。滴滴出行认为只有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和交易平台这个三个问题，才能将分享经济的高效率释放出来。滴滴平台对每个人，包括司机和乘客都有信用记录。再比如，作为美妆领域分享经济的代表，美丽元就是有效地降低了用户与美发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顾客可以通过手机APP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发师，而美发师则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顾客。信息不对称缓解的过程，本身也是不断降级交易成本的过程。

　　分享经济影响力正在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