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的父亲杨蓁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和朱德是结拜兄弟。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城市平民，母亲是缝帽子的女工，“我三岁时，父亲被军阀杀害，父亲的故事，都是母亲一件件讲给我听的。”

　　杨维骏老人家里仍摆放着其父亲的照片。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人，自然对老百姓感情深，所以我一生都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就不能被欺负了。”

　　他认为， 人民是具体的，而非空洞的。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一样，杨维骏退休后最主要的事，就是为人民反腐。杨维骏有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面挂着各种举报材料，至今仍不定期更新。

　　他的家一度成了“信访室”，金牛小区戒备森严，但厅级以下干部居住的一区相对自由，于是他常又跑到一区，接待找他反映问题的各地百姓。

　　驳斥“反腐过头”论

　　杨维骏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女儿在北京，各有各的事业。

　　“我们也想过去养老院，但找他的百姓太多，在养老院不方便。”王婉琪说，前些年他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现在更老了，就跑到小区门口滇池路的打印室，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有时候天黑了还要去，只好叫保姆把他牵回来。”

　　而今，像房子拆迁这样的个人求助，杨维骏实在没精力过问了，他关注的是涉及面广的大问题。

　　他说，那次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直接原因是农民获得补偿太少，根本问题是耕地被侵占，“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低于这个红线，国人就吃不饱饭，云南历史上就出现过买缅甸米的情况，所以农民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更是在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

　　近年中央反腐力度空前，但同时也出现了“反腐过头论”，对此《人民日报》曾专门发文驳斥称，反腐不会设上限、定终点，贪腐分子有多少、查多少。

　　杨维骏也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声音，"反腐过头论’是纯粹的谬论，不反腐中国就完了。”他说，反腐是民心所向，但现在是中央大力反腐，民间分散力量反腐，“我觉得民间应该联合起来，自下而上的拥护中央，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反腐。”

　　杨维骏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让《杨维骏论文集——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成书，论文集分两部分，上部是历史学上的争论，下部为反腐文章，“这是我的理论武器，我已交到省委，但两三个月了，还没有动静。”

　　反腐斗士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但三年前他就不游了，“担心被迫害”。

　　王婉琪说，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都很多，而杨维骏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些东西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性格上又太直，就算省委书记来，有什么不对，他也直说，没有什么技巧，也不会转弯。

　　“这小区大多都是省级干部，过去他在散步，有哪些不满，和别人聊天，人家都说 ‘是啊’，但有一次他发动签名，却谁都不签。这些人那么大年纪，多半是保住自己能生活就行了。”王婉琪说。

　　“亲戚朋友胆子小，他们不和我谈政治，但我不孤独，我有广大的群众，我有中央，我的奋战是积极的。”杨维骏说。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下反腐，就是打土豪劣绅，现在腐败分子们都在垂死挣扎，有些甚至恶意攻击在位的正直官员，斗争趋于白热化。

　　杨维骏带村民公车上书的2010年，中央的反腐大幕尚未开启。7年过去，反腐如火如荼，苍蝇老虎一大批纷纷落马。“我很欣慰，又觉得形势依旧严峻”，j2直播，他告诉红星新闻，上个月，中央巡视组在云南，他去谈了两个钟头。

　　他现在的反腐策略，是不再纠缠于宏观的问题，而是针对官员的具体事例，“中纪委的同志也希望我谈具体的事例，方便他们去查。”他说，他要活下去，看到腐败分子们彻底清除的那一天。

　　老人出门步行必须依靠的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