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件“后知后觉”的事情。他回忆，当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能让他惦念的事情，已经不多。1992年，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10年间，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

　　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显现出改革者“铁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

　　初入南昌大学，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并不相符合。

　　他总是回忆起，当年宿舍太拥挤，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

　　经常说起的例子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小说。

　　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三制”的焊接轨迹，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他并不讳言，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而西南联大“8000多学生，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

　　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潘际銮“抓教学和科研”，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

　　“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显然，这位老校长很了解，“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

　　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学。最明显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为一所国家“211”重点大学。

　　不过，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沾光”，也没有得到“实惠”。

　　说起自己的导师，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有“苦水”要倒。身为校长的学生，张华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当时，作为校长秘书，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际銮本人，对名片上的头衔，并不在意。2002年，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

　　“校长不是我的终身事业。科研，才是我一辈子扑在上面的事。”潘际銮说。

　　从75岁开始，他的身份是个“无官一身轻”的焊接专家。当然，他还是院士。但他认为，院士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

　　他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时下，这位手机屏幕里会跳出微博新闻的老院士，知道人们正在讨论院士制度。

　　潘院士并不否认，“有个别单位在‘包装’院士”。他也不讳言，“个别院士成为给单位装点门面的花瓶。这是院士被‘异化’的现象”。

　　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焊接专家，把围绕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问题，比作钢板上的“裂纹”。不过，早期就以“热裂纹”为研究方向的潘际銮，攻克过无数个技术难题，但很难说清这些暴露在社会肌体上的“裂纹”，“究竟该怎么解决”。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纹”，潘际銮认为，人们之所以担忧院士的退休问题，是不喜欢院士们成为“学术资源的垄断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