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壮观、记忆、身份。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在贝聿铭的一生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最终选择了在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1917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到中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最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两种文化最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直播，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要抛弃，什么要坚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正如他对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明确意识：

　　“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最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文/贾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