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经开始在广州聚集，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方法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方法专门研究隐藏群体和稀少群体，对这些群体进行抽样和大规模调查。在我的受访者中，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

　　2010年之前，从广州搬到黄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广州的江滨大道、黄岐步行街周边。但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佛山响应广州号召，也开始加强清查力度，并对非洲移民的小区进行频繁搜查。

　　李志刚指出，2010年中旬，大量的非洲移民离开佛山，为了避开警察，持有居留许可证的非洲移民则选择远离，去更隐秘的城中村居住。

　　2010年后，在黄岐，非洲人的聚集区躲进两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这两个城中村里。

　　但这并不是这些非洲人最终的落脚点。

　　2012年深圳大运会、2013年新移民法的实施、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每次大事件发生，相当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会更小心地躲藏起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在不同的时候，被警察拦截的风险不同，通常凌晨、深夜以及午饭时间，是最安全的时候，此时警察少。”所以很多人选择早出晚归。

　　从2008年开始在黄岐开出租车的袁师傅经常搭载黑人乘客，他回忆称，“没有身份（签证）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铁的，他们一般三四个人拼一台出租车。早上从黄岐去广园西路，晚上九十点钟再回来。广园西路离黄岐不远，打车不会超过30元。”

　　晚上10点的黄岐镇泌冲村，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渐增多。他们也经常在岐海苑对面的大排档吃夜宵喝啤酒。

　　根据梁玉成的研究，在2010年前后，在穗非洲人数量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估计当时的数量约有5万人（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数），但是他没有透露合法与非法居留人数具体比例。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亚人占比最高，尼日利亚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

　　伊博族是尼日利亚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曾经想独立（比夫拉战争）但失败了，损失惨重。伊博人在其国内没有政治主导权，被赶到贫瘠的山区。但是伊博人很聪明，被称为“非洲的犹太人”，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商机做生意，大量迁居国外。

　　2010年前后，有专家统计在穗非洲人数量约为2.5万人（合法居留）。梁玉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也正是这个2.5万的数字成为后来大家误解在穗非洲人数量的主要依据。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社会学统计的算法，总移民数等于合法移民数乘以8。所以当年有研究者用2.5万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总共有20万人，也对媒体说了这个数字。

　　“但是这种统计方法计算，忽略了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的警察相较于西方警察，执法权更大。比如，美国的非法移民走在街头，如果没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所以中国的情况绝对不能乘以8。”梁玉成认为，这些年由于监管更为严格，出现了非法移民郊区化的情况。

　　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边的城市，或者城市监管的死角地带。广州是合法为主，佛山是非法为主，这种情况不光广州有，北京也有，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非法移民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现状。

　　在穗非洲黑人的“广州梦”能否延续下去，和经济有关。

　　2014年，中非贸易迎来历史新高，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首次突破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5.5%。

　　但是2015年开始，基于非洲政治局势的动荡与石油价格的变化，中非间贸易额下降。很多非洲商人即使冒着违法的风险，也不愿意回国。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实际GDP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弱的，这主要是因为占地区GDP整体规模一半以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表现不佳。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是造成尼日利亚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

　　2015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790亿美元，同比下滑19.2%；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491.2亿美元，同比下降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