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最艰难的日子，钟秀芬哽咽着说，平时家里要用钱，还需给在看守所的儿子送钱，有一年，家里经济实在困难了，自己和老伴因为年纪太大没有收入，又贷不到款，“我就跟孙女说不要读书了，给家里帮帮忙。孩子当时就哭了，她说书一定得读，你们去贷款借一些，等我读书出来我会还你的。”最后，老两口找亲戚帮忙贷到了款，孩子才能继续上学。

　　“我在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卢荣新说，看守所里最看不起的就是强奸犯，因而心理压力很大，因为被大家孤立着。“我多次跟管教说过我冤枉的事情。”卢荣新说，管教给自己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们说如果你是清白的，atv，迟早有一天会还你清白！”

　　在看守所里，初中文化的卢荣新一直很注意学习相关的政策法律知识。“在里面看电视，看中央一台。”他说，自己特别关注呼格案、聂树斌案等冤错案件的情况，哪怕只有一点点实质性的进展，都能给自己带来信心，“我一直相信：国家法治在进步，我总有一天会出去的！”

　　卢荣新的上诉很快有了结果——2015年4月，云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第二次开庭，换了一个法官来审理。”他说，自己当时满以为会改判。谁知道，2015年12月，西双版纳州中院仍对卢荣新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作出了死缓判决。唯一的区别是之前的强奸罪由既遂变成了未遂，这项罪名的刑期则从10年变成了3年。

　　当第二次死缓判决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心底的失落、失望使卢荣新不可抑制地爆发了。而送判决的法官还很不客气地说：“你都在里面几年了还不认罪，小心孤魂野鬼找你来算账！”卢荣新跟他吵了起来：“我没做，为什么要认罪！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必须上诉！”

　　于是，在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明确表示不上诉的情况下，卢荣新再次坚决提起了上诉。

　　柳暗花明：补强证据发现真凶

　　2016年3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办公室里，法官汤宁正仔细地分析卢荣新一案的卷宗。表面看，这是一起证据确凿的死缓案件：卢荣新被警方传唤时身上有多处伤痕，却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在死者使用的锄头(同时也是掩埋尸体的工具)柄上检出了卢荣新的DNA；卢荣新在公安机关作了详细的有罪供述，卢荣新有作案时间……但实际上，有不少地方都让汤宁感到疑惑。

　　例如，案发当天下着大雨，而且锄头大部分泡在河里，怎么能从锄头柄上提取到DNA？要知道DNA物质是水溶性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强奸案，在最应该检出卢荣新DNA的被害人体内、指甲内却未有收获。

　　再如，被认为是凶器的锄头上并未检出被害人的DNA，且死者头部的创口较浅且无骨折，不像是一把大锄头形成的。而且案发近6个月后，被害人家属才对锄头进行了辨认。同时，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锄头就是凶器。

　　还有，卢荣新在公安机关共有8次讯问记录，仅在第七次作了有罪供述，随后就翻供。但这份讯问记录显得过于完美，基本能解答案件的主要疑问，却体现出与卢荣新农民身份不相符的反侦查理念，如称怕被警察发现所以体外射精等。但与此同时，在指认现场的录像中，卢荣新却显得神情茫然，似乎对现场并不熟悉，几次差点指认不下去。

　　此外，还有不少证据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DNA鉴定的检材没有明确的提取笔录，对锄头擦拭物的提取过程存在三种不同说法，有罪供述讯问笔录上记载的时间、地点与讯问录像画面显示的时间、地点不同，等等。

　　“死缓案件不需要送省检察院阅卷，一般也不开庭审理。”云南省高院刑一庭庭长李红斌说。但这起案件显然不能轻易下结论。经过梳理，法官们发现卢荣新一案中存在问题的证据竟多达25项。

　　随后，云南省高院将案件卷宗移交云南省检察院，正式发函要求补正这些证据，特别是要求检察机关调取锄头柄DNA鉴定的图谱，期待能通过图谱解释对DNA鉴定的疑问。

　　云南省检察院对这起案件也高度重视，公诉部门对法院移交的25项存疑问题进行了认真审查，发现大多数问题得不到合理解释。

　　于是，云南省检察院将卢荣新案列为重点案件，并根据与云南省公安厅的命案通报机制，联系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及技术部门一起对案件进行研究，当时就从调取的DNA图谱上发现了一些问题。

　　双方最终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锄头柄DNA鉴定意见，如果采用新技术在被害人体内检出卢荣新的DNA，则可以补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