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初筛的190多人与达到待捐状态的40人之间，有150多人最终放弃捐献，多半是因为家属不理解。“只要家属有意愿，来一个家属协调员就去讲一次。”王璐说，为一个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记得，去年4月，一位51岁的高血压患者因严重脑出血而脑死亡，医院协调员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侣却不能接受，理由是“不能让老伴在阴间缺肝少肾”。

　　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

　　同为协调员的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高杰说，他曾被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属的因素，另一重“考验”还包含对捐献者的身体评估。按照要求，捐献只能发生在捐献者死亡之后、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献者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包括年龄低于60岁，原发病为脑外伤、脑出血、颅脑肿瘤等脑部疾病，且无恶性肿瘤、传染病、吸毒史、嗜血细胞综合征等禁忌症等等。

　　“单枪匹马”变团队作战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医院及协调员们也各出“大招”。王璐说，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协调员们曾专门出国学习过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能够更好地帮助家属理解何为器官捐献，却很难改变家属的固有观念。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农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这些年，社会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国家卫计委曾表示，2010年前后，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占到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0。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璐的直观感受是，相比2010年，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提高了不止1倍。一开始，被患者和医生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现在王璐每周都能接到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也从她“单枪匹马”变成了9个人的“团队作战”。

　　医院ICU应与OPO建信息系统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名单，全国有165家医院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不包括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北京有20家，其中佑安医院、友谊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安贞医院等均设立了协调员岗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器官捐献刚开始试点时，全国仅有协调员100多名，截至2015年，这个数字超过1500名，已经翻了15倍。

　　不过，这个数字仍显不够。虽然不少三级大医院设置协调员，但潜在捐献案例不仅出现在三级医院的ICU中，还可能出现在二级、一级医院。想要协助捐献更多器官，协调员不得不一家家搜寻，但是这种搜寻耗费人力物力、往往收效甚微，即便运气好“撞上”了案例，也可能错过最佳捐献时间。

　　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透露，尽管友谊医院整体移植例数每年高达上百例，但其中捐献移植仅占10余例，平均每年仍有100多位病人在排队等待肝移植，器官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为此，开奖，医院的8名协调员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赶往各医院ICU接触潜在案例，但友谊医院大部分供给器官仍来自外地。现有的8名协调员并不够。

　　2013年，高杰所在的人民医院开始设置协调员，他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主任医师，高杰平均每天会有1-2台手术，肝胆外科多肝癌、胰腺癌等疾病的大手术，一台手术往往就要持续5-6小时，此外，他还要参加医院会议、科研与大学教学，每周一与周四，atv，要出全天与半天的门诊，手术一直排到晚上，由于“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前段时间他出现肾结石，高烧且尿血。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他没有更多时间联络一级、二级医院。

　　解决之道在哪里？吴平与高杰认为，单纯增派人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理想的方式是建立各医院ICU与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之间的信息系统，由各ICU定时向OPO报送患者信息。这种机制下，OPO能够主动掌握潜在案例，不用再一例例搜寻，且能更加及时地介入、与家属进行沟通。

　　新京报记者 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