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纲先生考察，张献忠的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被迫沉银而逃，这也是王纲先生的基本观点。持此说的野史、方志甚多。曾亲自组织“飞来营”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作战的四川新繁县人费密著《荒书》说“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徐鼒的《小腆纪传补遗》和乾隆四川丹棱进士彭遵泗的《蜀碧》等均记载张献忠农民军在彭山县江口与杨展作战，船被焚沉之事：（顺治三年）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杨展决胜负于彭山江口，拟乘势山峡，变姓名，作鉅商。张献忠的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张献忠复奔还成都。

　　>>财富来历

　　金银珠宝三大来源

　　战利品、收缴藩王财产以及征收税银

　　据王纲先生考察，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十多年起义战争中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张献忠从崇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发动米脂十八寨起义以后，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转战秦、晋、豫、皖、湘、赣、楚、蜀等十多个省，破黄陵，擒藩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战利品。这些金银珠宝除在作战中开支、赈济百姓等花去了部分外，其余均携至成都存储。

　　其次是收缴的明蜀王朱至澍及四川宗藩、官僚的财产。张献忠攻入成都后，收缴了其富与秦藩、楚藩齐名天下的蜀王朱至澍及有关宗藩、官僚的财产。

　　再次是向富民、大贾征收的税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同时，“籍富民大贾。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张献忠从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到成都的金银珠宝确实是很多的。加上张献忠的农民军纪律十分严格，“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缴”。“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许私匿”。由于农民军一切缴获都要归公，由统帅部统一管理，所以，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曾于（成都）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据笔者调查，江口一带老百姓流传张献忠沉银24船）。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出水银锭上铸有“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以及包装银锭的青冈树木鞘。据王纲先生考证，当时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多稻谷（约500多公斤）。而一锭五十两的纹银，相当于一个中小地主一年的租谷收入。装银的青冈树木鞘可装十锭银子，从以上大量关于张献忠金银珠宝的来历的记载，可以有力地证明，张献忠“江口沉银”是实，决非虚构。

　　>>破解谜团

　　官方打捞金银珠宝

　　孙士毅捞获银锭万两 珠宝多寡不一

　　据王纲先生考察，清代四川地方官府曾组织力量在彭山江口河段打捞过沉溺的金银珠宝。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四川官府两次上奏打捞“江口沉银”，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但因四川巡抚能泰有“贪污行为”，康熙“皆朱笔批不准行”而作罢。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署四川总督孙士毅奏请打捞“江口沉银”，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有江口渔人捞获专门装金银的木鞘一具，向彭山县令倪鼎铨报告，倪鼎铨立即上报四川总督孙士毅。孙士毅闻报后，速派官员前往江口组织打捞。捞获的银锭万两有余，珠宝多寡不一。

　　民间盗挖倒卖文物

　　从清初以来，四川民间多次发现和捞获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江口沉船后不久，杨展在江口捞获过不少金银珠宝。杨展的幕僚费密著《荒书》记载：“（杨）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见闻随笔》亦说：“后为杨展捞取以赈川南残民，皆此日所沉物云。”顺治、康熙年间有打渔人捞到过零星金银珠宝。嘉庆十九年《彭山县志》载：“居民时于江中采获。金银多鑴有各州、县名号。”乾隆及其以后各朝至解放前江口亦时有零星金银被捞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