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杜志浩等11名高利贷催债人堵住公司大门，杜志浩用极其下流的语言和动作侮辱于欢的母亲，而接到报警的警察到场后又很快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又被杜志浩等拦住，情急混乱中于欢从办公室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导致杜志浩等4人受伤，后杜志浩死亡，另2人重伤，1人轻伤。近日，山东聊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不服已提起上诉。

　　3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该案，引起舆论极大关注。该案中的法律看点很多，这里简要说说其中的主要几点。

　　其一，法院未认定于欢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值得商榷。

　　对于未认定的理由，法院称于欢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一理由难以说服笔者。

　　所谓防卫的紧迫性，法条用语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因为这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而本案中，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难道对这种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不能采取防卫措施与其斗争，而只能束手就擒？那种认为只有生命健康权受到紧迫威胁才能进行防卫的说法，混淆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概念，不当缩小了一般正当防卫的范围。

　　特殊防卫，是指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该条规定在理论上又称无过当防卫，意思是防卫措施再重，哪怕导致防卫对象死亡也不为过。本案中被告人于欢当时确实未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而他不能采取“无过当防卫”的措施，否则要承担防卫过当的责任。因此，于欢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欢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理由是成立的；而法院不支持的理由难以服人，不法侵害人是否使用工具侵害，法律更没有作为限制防卫的条件。

　　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j2直播，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其二，警察出警只是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即走开涉嫌渎职。

　　于欢的家人报警，是因为亲人的人格受到严重侮辱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希望警察出手解救，而《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职责。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当然很好，但出警不处警，只丢下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不禁不能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反而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嚣张气焰。

　　不错，法律未规定对于高利贷本身，可以给予拘留、罚款等治安处罚，更未规定可以按犯罪追究，如果高利贷者只是单纯的要求债务人还债，atv，而不对债务人采取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等手段要账，公安机关确实无所作为，只能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本案中已有严重的人格侮辱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即使未达到犯罪的程度，至少也属于治安案件，警方理应依法处理，而不能放任不管。因此，本案中的相关警察确有渎职之嫌。

　　其三，对于高利贷行为只有超过一定范围的利率不受保护的法律后果，不足以遏制其伴生的此类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