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冠县“辱母杀人案”成为这几天的舆论热点。

　　2016年4月14日，22岁的于欢和母亲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atv，期间各种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催债人还对苏银霞露出下体，最终于欢操起一把水果刀捅刺，致1死3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首先，目前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被告人一边，但是，法院判决没有认定于欢构成“正当防卫”。这种民意与司法认定之间的鸿沟，是需要法院加以释明的，或者由上级法院通过改判而填平。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那么，atv，什么构成“防卫的紧迫性”？被10多人控制人身自由，遭到各种殴打、羞辱，为什么不能算？一审判决完全排除了正当防卫（甚至排除了“防卫过当”），法律适用的标准该是怎么样的？在案发4个月之后，讨债一方被当地警方认定为“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这一涉黑因素，有没有被判决所考量？

　　司法该如何在现实与法律理念之间、生命权与自卫权之间做出权衡？这种权衡的导向，是否能让人信服？这是这类案件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此案中警察的处理，饱受公众的质疑，希望当地警方能积极回应舆情。

　　为什么出警的警察在宣示“讨债不能打人”之后，就“到外面去了解情况”？为什么没有带走被拘禁的苏氏母子？这是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暴力催讨的“默许”，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我们希望当地警方站在“从严治警”、对真相负责的高度，对此做出全面调查：警察的处理是否合规、合法？

　　第三，案件背后严重的地下金融、暴力催讨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这起凶案起于一起远高于国家法定利率的疑似高利贷案，发展为10多人暴力催讨，终于一场血案。可见地下金融之猖獗，并衍生出了暴力催讨等刑事犯罪问题。解决此类问题不能等到出了人命，才予以重视，必须要全面预警了。

　　总之，舆情是舆情，法律是法律。两者之间不能混淆，但两者之间并非天然对立，民意执念的朴素正义，应该在法律管道内有正常的吸纳空间。

　　在公众一边倒地同情“辱母杀人案”的时候，我们期待足以令人信服的正义理据，或者做出正义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