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筛查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和结核病史的研究对象以后，研究人员采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和干扰素-γ释放试验（QFT）检测结核潜伏感染等方法对比研究。最后认定，由于TST受卡介苗接种等多因素影响，与QFT相比，使用TST评估的中国结核潜伏感染率会被高估。

　　2000年，在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的抽样调查中，使用TST（当时无QFT方法）评估中国结核潜伏感染，其潜伏感染率是44.5%。这次抽样调查针对全国15岁以上人群，由卫生部组织。

　　调研对象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去哪里。资料图.

　　2015年的这次调查数据显示，在4个科研现场中，最高感染率在湖南湘潭，为19.8%。最低感染率在江苏丹阳，为13.5%。四个研究现场均低于20%。

　　研究成果最终于2015年3月发表在《柳叶刀-传染病》上。

　　公共投入

　　在大孟镇余庄村村医徐霞的记忆里，她曾经面对过三个结核病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岁多岁的男人。“他8年前因结核病去世，他不愿意治疗，他是光棍，他家可穷了。”

　　业界普遍承认，结核病是与贫穷紧密相关的三种主要疾病之一，其它两种是艾滋病和疟疾。

　　对于生活在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去医院是个不可企及的梦想。重病医保普及之前，许多人的选择往往是“小病硬扛，大病等死”。农家主要劳动力患结核病可以将正在“奔小康”的家庭打回赤贫状态。

　　作为“贫困性”疾病，结核病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　“十二五”期间，全国共投入结核病防治经费约7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结核病防治经费从2011年的5.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6.4亿元，atv，5年共投入30.6亿元，为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供了保障。地方政府5年间配套约33亿元，其余为国际项目投入。

　　2012年，抗结核病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且把耐多药肺结核诊疗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范围，减轻了结核病患者的医疗费负担。

　　与中牟县其他地方的乡村医生一样，徐霞的服务对象是大孟镇余庄村的1700多个农村户籍人口，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当然，配合上级防疫部门的工作也是村医们的职责之一。

　　从2008年开始，中牟县采取公建民办形式，在每个行政村建立卫生所，建设资金由政府和村医分担。日常运营中，村医负责以成本价向农民提供国家基本药物，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公共卫生补贴。

　　2013年夏天，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召集村医开展培训时，徐霞以为仅仅是一次走过场：开会，填表格，上缴表格，完成任务。在乡土中国，既往的数据收集往往在这种上下“默契”中完成。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看他们的工作态度，我才感觉到这回完全不一样。”徐霞说。

　　从2015年7月31日开始，包括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中牟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三家合作单位共计60余人的研究团队，前往200多个自然村。在81天时间里，完成了2.1万名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体检筛查。

　　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严格的随机对照研究设计对潜伏感染人群进行药物干预的系统性研究，为中国结核潜伏感染干预手段的探索和干预策略开发提供重要依据。

　　项目主要针对中牟县50~70岁农村居民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高危人群的发现及预防性干预进行研究。计划在三年时间内，对2.1万名农村居民进行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筛查，并选取3900名结核病分枝杆菌潜伏感染人群进入口服抗结核药物干预。最后开展队列研究工作，了解及评估结核病发病情况及药物干预情况。

　　徐霞所在的余庄村筛查了300人，排除乙肝、丙肝和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患者后，约有21人复合干预条件。徐霞的工作是负责管理干预对象服药并作全程记录，服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实时反馈给项目组责任医生以及时处理，保障干预对象安全。

　　关口前移

　　2017年3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中牟已是早春。凤英坐在闫堂村卫生所大院里，她愉快地述说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身体状况。

　　在2015年的这次筛查中，她被查出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并接受了后续的预防性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