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孙家人先后将两笔钱转到绑架者指定的中国银行账户里，一共170万人民币（约34万加元）。这是警方提供的策略，让他们不要急着把钱都打过去，尽量拖延时间，为警方锁定他们提供条件。

　　孙家人只能选择相信警察，他们跟对方说筹钱需要时间，要分几笔钱打，男子急了，“半小时之内如果不给我打二百五（十万），我就割他一个手指头。”

　　这几乎是孙家人做不到的事，但与可能发生的惨状不同的是：半小时过了，孙家人没收到绑架者宣称的“儿子断指的照片”。

　　相反，说着中国话的绑架者，气势有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你觉得有问题吗？”

　　“你给我个时间。”

　　“能做到吗？”

　　赎金的数字，从七百万变成了一百万也要。

　　孙家人开始怀疑，孙苍要求对方，汇款之前要先和儿子再次通话，听听他的声音。

　　几经交涉，对方终于同意。电话里马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男子的声音：“爸爸救救我，你把钱打给他吧。”仍然只是一句话，手机随即被抢走。

　　孙苍对儿子的声音熟悉极了，他确定那不是孙鹏。“你让他说出他姐姐的生日。”

　　“这是你们的暗号，我才不会上当。”电话那端传来愤怒的声音。

　　“那你让他说出我的生日也成。”孙苍步步紧逼。

　　这个时候，绑架者不再是命令与压迫式的恐吓，孙苍也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恐惧，索要赎金的通话演变成一场理论。

　　绑架者甚至说出了“道德”，“我有我的道德原则，你有你的道德原则，我只要钱，我不是要人命……”

　　最后，对方给了孙苍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又撂下一句狠话“不打钱就要你儿子的命”，挂断了电话。

　　但孙苍并没有记下这个银行账号。如果说之前，因为持续给对方打钱而使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安全感，但之后一次次试图听儿子声音的尝试都受挫，一种黑洞般的恐惧开始吞噬他。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儿子可能已经被“撕票”了。

　　同时还有一线生机：孙家人把与绑架者的通话录音发给了在加拿大的孙鹏女友杨青青，她立即认出了张天一的声音。

　　五万人民币

　　孙苍猜得没错，那时孙鹏已经去世了，他的尸体就在那辆白色的宾利车里。

　　家人们对此并不知情，在孙苍接最后几个电话时，孙鹏的母亲、姐姐、姐夫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了。

　　警方在结案陈词中显示，张天一自称他对孙鹏的死毫不知情。

　　张天一通过律师描述了当时的情形：9月27日那天晚上，他短暂离开了囚禁孙鹏的地下室，到28日凌晨再回去时，只见孙鹏躺在地上，被一个绑架者用电击晕过去了，身上用塑料布盖着。他注意到，孙鹏已经一动不动了——死了。

　　从离家赴约到死亡，只有短短七个小时。

　　孙鹏的遗像。

　　去世时，他的手脚都被绑着，头上和脸上几乎都被塑料收紧带覆盖了。尸检报告说，他死于窒息。因为有一根带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但张天一说，这根带子不是他弄的，他没有注意它的存在。

　　那种锯齿状的拉紧带，只要绑上去，就无法挣脱。它缠绕住孙鹏的脖子，慢慢扼住了他的呼吸。他的姐夫张泳是第一个见到他尸体的家人，他记得孙鹏的面目已经扭曲，脸呈红紫色，舌头外露，看起来死前经受过强烈的痛苦。

　　大约凌晨1点30分，张天一和另外两个绑架者把孙鹏的尸体从公寓移到了孙鹏的白色宾利的后备厢里，然后把车开到了北温哥华的韦林顿道900号附近。

　　凌晨2点之后，加拿大警方得到拦截许可，开始监听张天一的电话。这一天张天一和他的伙伴Hiscoe通了很多次电话，他们一直在商量要如何处理孙鹏留在宾利车里的遗体。Hiscoe又找到了两个加拿大年轻男子，20岁的Dyllan Green和18岁的JacobGorelik，让他们帮忙“移动一个包裹”。他们计划把孙鹏的尸体转移到张天一租来的一辆车上，再进行后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