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过多次转卖，已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另一部分婴儿，被贫穷的父母卖掉，即便被解救回来，父母也不敢相认。而真正被“拐”卖的儿童在文山则是少数——2007年，广南只发生了一起偷盗婴儿的案件，板蚌乡的一对父母在熟睡中，孩子被人偷偷抱走。

　　被压抑的弹簧

　　有些观点认为，造成文山州拐卖现象的重要因素是当地多民族聚集所造成的特有的文化、习俗，但这种观点遭到了云南省文山州人大代表罗永洪的反对。

　　作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研究者，罗永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文山州的拐卖现象并非自古有之。他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对越作战的需要，位于中越边境的文山州一直被作为战区来对待，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批的驻军从文山州撤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山州才进入市场经济中。拐卖现象的增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的。”

　　在闭塞、贫困的文山州，经济发展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推迟了十余年，它像一个被压缩到极致的弹簧，一旦打开，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可能更快地使其冲破伦理的底线。

　　广南县和文山州其他的县一样，仅北部山区极小的范围是土山，可以种植茶树，而超过90%的土地为喀斯特地貌，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怪石丛生，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即便是农民开垦的土地也是肥力低，持水性差，只能耕作玉米、土豆等口粮糊口。纯靠农业生产，很难养活日趋增多的村民，许多村寨远离乡镇，山高路陡，一些地方直到2009年才通上电。贩婴问题正是集中在这样的区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南县就诞生了一批著名的“贩婴村”，龙乜村是其中一个典型。

　　1993年前后，沟通云南和广西的323国道途经龙乜村，来自中国南方的养蜂人随蜂迁徙到这里。

　　为了摆脱贫穷，龙乜村的年轻女性随养蜂人远嫁广东、福建成为一种潮流。几乎就在这一年，返乡的媳妇带回了沿海城市的种种传闻，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条是“那边的人都很有钱，不过，有的人家没有孩子”。

　　而广南本地一些村寨超生问题很严重，于是，村子里一些年轻女性就成为最早的人贩子，她们以几百元的价格买下这些小孩，带到福建、广东去，女婴的价格在三千到四千之间，男婴达一万元左右。

　　一条心照不宣的财路点燃了龙乜村一些村民内心的贪婪。

　　每当夜幕降临，323国道就成为龙乜人外出接头的场所，他们在周边村寨大肆收买婴幼儿进行贩卖，形成了以龙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寨集收购、贩运、转卖为一体的拐卖儿童“专业村”，全村有70%的村民与省外人贩子勾结，婴儿在这里以商品的形式隐蔽地流动着。

　　天一亮，村子又恢复了宁静。

　　1998年春节前夕，警方开展了对龙乜村贩婴犯罪的集中打击，一个晚上就带走了45名涉嫌拐卖婴儿的村民，查破贩婴案件74起，涉及被拐儿童104名，共处理涉案人员18名，其中判处刑期最高的为有期徒刑14年。

　　村里的男劳力几乎都被抓去坐牢了。

　　打拐之难

　　文山警方试图加大力度打拐，尤其是打击亲生亲卖的犯罪，但总是力有不逮。

　　文山警方鼓励举报，在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进行奖励，每笔的奖励额度为2500至5000元；他们还针对案发地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特征，特招了一些少数民族干警，以便于语言沟通。按照村（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原则，对辖区内失踪儿童、妇女和来历不明及疑似被拐卖儿童、妇女登记造册，收集信息，逐人进行核实；对每起拐卖案件的侦办实行 “一长三包制”，各县、市公安机关明确专人，落实责任，案件不破，人员不撤；按照“谁受理、谁采集、谁送检”的原则，一个不漏地采集失踪、被拐儿童、妇女的DNA等等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2007年，首个国家级“反拐”文件——《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出台以后，文山州成立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计生、扶贫办等29个单位组成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反拐工作机制，他们动员了一个县级政府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文山州每年保持着10%的名义GDP的增长，但它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仍然是文山人面临的现实困境。2015年,文山州的人均GDP为18669元，约为全国人均GDP的40%，即便是在不怎么富裕的云南省，也位列倒数第二位。

　　而在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文山公安部门共侦破涉拐案件1400余起，解救妇女儿童4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