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冯章的公司一样，大多数童星公司采取会员制。只要成为公司会员，公司会找一些有经验的经纪人、写手，给孩子做“软文”，再到百科词条做一些推广，“实际上跟做成人艺人的模式是一样的。”

　　冯章的公司全年包装费用三万元左右。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公司和其他需要十几万几十万包装费用的公司不同，“我们比较接地气，侧重于基层想上电视的孩子。”

　　除了自办的栏目，冯章还和各卫视台合作一些节目或晚会，以说服更多的父母带着孩子加入。

　　“现在这个行业参差不齐，有一部分带有欺骗性质，高收费，打着包装培训做童星的旗号，实际上是敛财。”尽管已经算“老江湖”，冯章同样被骗过。2014年，北京一个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找到他，让他提供一百个孩子，参加某电视台策划的一个儿童情景剧。第一期，冯章找来十个孩子，每人交了三万二，开始培训。培训结束以后，一拨人等着开机，可对方一直拖延时间。半年过后突然说拍不了了，钱没退，人也消失了。冯章到那家电视台一打听，才知道“压根就没有这个事”，合同上的章也是假的。“还有一些人在繁华地带租一两间房，挂个牌子说是什么什么剧组，开始面试，j2直播，收钱。一个月面了一帮孩子，atv，收了几十万，就走人了。然后再找这个公司就没有了。”

　　开培训班三年，陈安娜也遇到很多“盲目”的家长，“有些家长不缺钱，就要让孩子出来，特别容易别骗，可能花了几十万，也没出来。”

　　“丛林”

　　排练间隙，陈安娜创办的艺术培训工作室明星班里的几个小演员在一旁叽叽喳喳。

　　“我上过很多电视台。”

　　“我上过卡酷。”

　　“我也上过。”

　　不同于甜甜直接和童星公司签约，一些父母让孩子参加艺术培训班里的表演课程，而艺术培训班的“明星班”，顾名思义，以培养童星为目标。

　　5岁的圆圆是艺术培训班明星班的学员，已经参加过四档综艺节目录制，尽管一些节目的名字，母亲杨玉玉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一家童星公司创始人玲玲告诉澎湃新闻，按照演出领域，童星被划分为不同类型：“有平面的，有适合拍广告的，有综艺派，有演说能力很强的，有的是演技派，也有舞蹈跳的很棒的。”

　　他们早早地被划分了“一二三四……线＂，划分依据是“人气，点击率、曝光率多高”，德小兴说，不同线童星“行情肯定不一样，出去待遇也不一样”，他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此间的“行情”。

　　和圆圆在同一个明星班的7岁北京女孩张依宁已经接拍过三个广告：一个无人机，一个房地产中介和一个教育频道的广告。“她从小表现力就挺强，在舞蹈方面比较有才华。”母亲周晓迪笑着说。

　　和李曼丽一样，周晓迪的微信添加了许多个活动群。只要见到群里扔过来通告信息，她都会把女儿的模卡发过去。

　　此前有经纪公司找她谈签约，她没签。“家里其他人反对声音很大，我倒不介意。”只是签了约，就要配合经纪公司的演出时间，一旦和学业有冲突，周晓迪也不知该怎么处理。

　　张依宁三岁的时候，周晓迪“尝试性地”让她学跳舞，“发现她有天赋”，接着她又让女儿学唱歌，画画，弹琴。

　　几个月前，周晓迪带着女儿到几个剧组试镜。踏进试镜屋前，张依宁有些抗拒。音乐一响，周晓迪按住女儿的后背，往前一推，“她就上去了”。她带女儿面试过两部电影，导演要求眼睛必须有灵动感，结果试了两场哭戏，张依宁硬是哭不出来。

　　“那个东西确实不适合她的性格。” 周晓迪不记得那两部电影的名字了，只知道都是恐怖片，且只有夜戏。

　　对于女儿的未来，她想，实在不行，“或者考一考其他专业学院，反正北京这么多的机会。”

　　不管是为孩子的未来铺路，还是为圆自己的明星梦，当家长们带着孩子踏入童星这个市场时，挑战不仅来自行业的乱象。训练和演出后疲累的身心、过早体验的丛林竞争，是孩子们能承受之重吗？

　　半年来，去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李曼丽有些迷茫。两天的排练结束后，她回到酒店，将甜甜散落在房间的表演服一件件叠好放回行李箱中，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驶向火车站。

　　她决定先带女儿回到老家。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