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三环内某小区，陈小青和丈夫朱延宝在看朋友家租的房子。小青和朱延宝2016年末结婚。小青说，她很喜欢小孩，但是目前的生活状况无法保障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生孩子的计划只好推迟。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月22日消息，2016年12月17日，经过在通州、朝阳、亦庄等地的四处看房后，我和爱人终于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天通苑签下了租房合同。然而，一周后搬家的那天夜晚，我们却是在派出所度过的。

　　我今年刚满30岁，老家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黑泉乡，2004年来到北京务工，至今已有13年。我和丈夫目前租住的房子在南二环内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区内，面积100多平方米，月租金8800元，这里是丈夫公司的办公场所，也是我俩在北京的家。2016年年底，丈夫从事的图书出版业经历了明显的下滑，为了节约租金，也为了将生活空间分离出来，我们只能去更远些的地方租房。

　　去年12月16日，在中介和二房东的带领下，我们在离天通苑地铁站较近的北一区看中了仅剩的最后一套空房，定在第二天签约。没想到房产证是伪造的，房东身份信息也是虚假的，我们落入了诈骗的圈套。

　　12月23日，我们报了警。在社区的协助下，真正的房东赶来和我们一起去警局做笔录。律师朋友说这是刑事案件。据说派出所已经把嫌疑人的姓名告诉周边的房屋中介。之后，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可以努力，可以改变，但当这社会给你一巴掌时才能理解底层人做出偏激行为时的无力。

　　12月26日晚12点，在真房东的坚持下，我们只能连夜从天通苑搬回崇文门。我记得，那天一切结束后，已经是凌晨3点，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北京冬天刺骨的冷。4天里，来回搬家折腾两趟，被骗走了房租33600元，搬家花了2600元。看着满屋子打包的纸箱，第二天我就生病了。

　　游走在天通苑与崇文门之间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隐藏在二环与五环之间的断层。但我依然深爱这座城市，在北京的这份工作让我感觉离这个社会如此之近。

　　从小父母就希望我和哥哥好好上学。我们一家四口人有8亩地，父母从同村多找了两亩，又从别的村子租了70亩地，只希望种粮食多卖点钱，能为我们兄妹交学费。过度操劳让他们看起来比同龄人老许多。

　　2003年，初中毕业后，看着父母日夜与几十亩田地抗争，我将所有的书本打包当废品卖掉。强压着内心的哭泣，我跟父母说“我不上学了”，说完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干农活。那年我16岁。

　　辍学后的那个寒假，我带着高中录取通知书，atv，经同学介绍到高台县城帮她的亲戚看鱼摊儿。每次看到身着蓝色校服的高中生时，眼泪怎么都忍不住。真的好想上学，怎么就那么想上学呢？

　　2004年，我在电视上看到甘肃妇联和北京富平学校合作的家政培训。在跟家人商量后，我来到了北京。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挣钱，等哥哥大学毕业。

　　在为期3周的培训后，我开始在西单附近胡同里的一户人家做保姆。家政工作很顺利，也很平淡。我和这家人的良好关系一直维持到了现在，开奖，在北京的这些年里，那儿也成了我的一个家，不忙的时候每月都要回去看看。

　　那时，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每月两天的假期里我可以去西单图书大厦。那里的书太多了，走进去就不想出来。当时我想，北京的孩子怎么这么幸福！

　　2006年5月，我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雇主家，在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万泉庄每月花280元租了一个床位，开始边打零工边学习。成考、自考、会计证、电脑、英语、PS（Photoshop）……培训机构广告上的项目我好像都学过了。

　　2008年7月，我正式以员工身份入职刚来北京时帮我找工作的这家社会公司，目前从事公益项目管理工作。当时打算等人大学历证书下来就离开，没想到一干就是8年。

　　这8年里，我考取了全国计算机专业人才证书，学习网络营销。在公司的门店里，我见到了许多和我一样家境不好、出来当保姆的姑娘，但她们大多待不久就离开了。除了打工生活太过枯燥外，不少人都是到了一定年纪不得不回家结婚。在大城市里，她们对世界、对人生产生了新的看法，但是还有许多是她们无法改变的。

　　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我的收入也在增加。但想来，我没有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作中，我建立了在学校无法形成的价值观。我现在的工作所推动的公益事业，跟和我一样的底层弱势群体息息相关，他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正是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我认为，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辍学，并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够努力。他们比当地许多人更努力，却仍难以改变命运。我希望在工作中，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2016年12月30日，我和爱人按原计划回他的老家办理婚姻登记，被骗后曾经有过的内心挣扎和对社会的怀疑也在忙碌中慢慢平静。

　　不过，我们在北京的租房之旅还得继续。